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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元善 南宋 · 朱熹
 出处:全宋文卷五五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六、《考亭渊源录》卷八、光绪《浦城县志》卷三三
宗之请,计已报可。
此于人情恩义之间有难处者,而轻重本末事理甚明,自见贤者之不安于此者有年矣。
今追赠之荣既及泉壤,则于恩意已为曲尽。
但异时所以益致其惓惓不忘之意,如范公之于朱氏者,此论想已素定也。
但近至城中,见罗养蒙之孙示及其祖事状有此一条,事与今日极相类。
今谨录去,恐更合稽参礼律,以尽情文之变,乃为尽善。
此非小节,不可草草耳。
近日大除拜,一番纷纭,虽公议幸伸,然自此中外之责愈重。
而其人之才智局度犹昔人也,不知何以处此乎?
来书所赋《荡》之卒章,真可为流涕痛哭也。
进对之际,言之不切不足以尽吾心,而吾言虽切,度亦未有转移之势,不知明者又将何以处此也。
偶得黄子由奏疏,谩录去。
其言至此,不为不切,盖已下到大承气汤矣,而略无动意,奈何?
境外之事,彼若为万全之计,固不轻发;
但恐万一狂谋轻袭,而我之边障未有以当之,此则虑外之虑,而所系亦不小也。
故都之事不成,乃是天幸。
如其不然,赵豹无故之疑、梁武金瓯之戒直可为寒心。
不知今日诸公何以处之?
大抵近年风俗浮浅,士大夫之贤者不过守文墨、按故事,说得几句好话而已。
狄梁公寇莱公、杜、范、富、韩诸公规模事业,固未尝有讲之者。
下至王介甫做处,亦摸索不著。
其有读得楚、汉、孙、刘、杨、李间数十卷书者,则又便有不作士大夫之意,善人君子莫能抗也。
端居深念,为之永慨,未知天意竟如何耳。
季通一出,饱观江湖表里形势,不为无补。
甚恨匏系,不能与之俱行。
其律书法度甚精,近世诸儒皆莫能及。
但吹律未谐,归来更须细寻订耳。
此行所资,亦足为晚年休息之计。
元善笃于友谊,固自不薄,而张帅之倾盖胜流,今之君子亦鲜能及也。
子静旅榇经由闻甚周旋之,此殊可伤。
见其平日大拍头、胡叫唤,岂谓遽至此哉!
然其说颇行于江湖间,损贤者之志而益愚者之过,不知此祸又何时而已耳。
许教似亦小中毒也。
如何如何?
梁论下 南宋 · 吕祖谦
 出处:全宋文卷五八八六、《景定建康志》卷三四、《至正金陵新志》卷一五、《南宋文录录》卷一八
梁之亡也以侯景
武帝,得祸也速,受祸也重。
元帝仅能灭景,而卒不能振其国家,悲夫!
冯亭上党输赵,平原受之赵豹曰:「圣人甚祸无故之利」。
太史公曰「利令智昏」,武帝之纳侯景是也。
自以猜疑不容于高氏,反覆南来,既非吾兵威之所加,又非吾驰说之所下,忽以三十州数千里之地来归,斯可谓无故之利矣。
武帝思虑朝臣谏说非不详矣,始疑而卒纳之,可谓利令智昏矣。
赵之与梁,得地各异,而受祸相似。
赵致长平之师,几至国亡;
梁致台城之陷,亦至于亡国。
是祸又甚于赵也。
赵有强秦之敌摧之以致祸,梁氏既无强秦之敌而独一侯景已足以致乱,是又出于赵之下也。
然则在武帝勿受可乎?
曰方高氏、宇文制东、西魏,与鼎立三分,地广兵强者胜,如之何勿受?
受之有道乎?
曰景之初叛,先降西魏,二人已觉其诈,于谨则请加爵位而勿遣兵王思政则请因而进取。
乃使思政李绰弼等赴之,故已制其肘腋矣。
已而思政颍川,逐景出之,则已倾其巢穴矣。
而又召入朝,则伐其奸谋矣。
既不入朝,思政遂据景七州十二镇之地。
是魏因纳,不血刃而取千馀里之地。
武帝施设罗网,略无西魏之一二,何为而可纳?
武帝既信其奸诈,而以羊鸦仁应接,鸦仁敌也,不足以制
一失也。
又信朱异,舍鄱阳王范而以渊明为帅,卒有寒山之败,致军折于外,景益无所惮。
二失也。
景之地不得尺寸,既失地,何用于景,不杀则废之可也,反豢养于边陲。
三失也。
方景之未来而贰于宇文,说辞自辩,不能逆折其情,则曲意为诏以安之;
既而奔亡入境,不能制畜,遂舍钤键而纵之;
盗据边疆,则又从而与之;
跋扈不逊,则又虚辞而说之;
高氏以渊明为间,则又不能推大信于景而欺之;
谋反已露,则又不能逆击而讨之。
梁之失也如此。
其所施之方略,所用之将帅,与西魏何相万万也!
故非独不得尺寸之地,而又不得丝毫之力,而受丘山之祸,由梁武所用非其人而制置失其宜故也。
夫无故之利,无时无之,方略制置,尚鉴兹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