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言》之为书也，广大悉备，二帝、三王、姬公、孔子之道尽在此矣，百王之模范欤！万世之蓍蔡欤！孟轲以来，力扶圣道者，未有如子云者也。夫圣以降，言欤行欤，难其无玼乎！是故雄之贤而有媚莽之言也。《孝至篇》曰：「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李轨以为称莽居摄以前之美。《剧秦美新》云「大新受命上帝」，岂居摄以前邪？柳子厚谓阿衡之事不可过，过则反矣。且孟子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亦应反刺仲尼也；如其不尔，岂其过阿衡为反邪？是知扬子美莽，比德于周公，故云过阿衡，非反刺明矣。或扬子言逊之为权也。噫，子云学何道邪？学他道也，吾不知其逊不逊也；果学仲尼之道也，夫子之逊未闻若《孝至》、《美新》之佞者。吾以为媚莽之言是也，先儒之说皆为子云文过而讳恶耳。意欲大子云之道，反小之，是昧于子云之道也。何乎？夫贤人君子虽未免其过，茍有过，必自知，既自知，必自讼，岂同小人过也必文、不能自讼乎？赵盾曰：「自贻伊戚，其我之谓乎」！魏武曰：「吾小过失，大忿怒，汝勿学也」。呜呼！子云之贤于赵盾、魏武远矣，岂欲文其过耶？是使万世之下，不肖辈遇其𨶳觎神器者，不能自正，必曲媚以事之。果成也，则曰「我知天命之有往也」；果不成，则曰「我学子云之逊也」。千诳万诈，革面取容，岂不由踵《美新》之弊乎？故曰：意欲大子云之道而反小之也。吾谓子云若在，闻吾之议，必能为国受恶也。近世柳仲涂复申明《美新》之理，词亦不出于文过矣，非昧子云之道如何？惟李唐皮日休以斯言为非，故撰其后序以明之，吾韪之，故广焉。吁！向使子云深思道之行丧、人之死生有天命者，于言则无「过阿衡」之佞也，于行则无惧祸投阁之事也，不亦尽善乎？然子云非不知也，临事之难也。昔者夫子见卫灵公问陈，则对以俎豆；闻宋司马欲害，则曰「天生德于予」，斯圣师之言行也。子云学夫子之道也，有未至耳。向所谓「圣以降，言欤行欤，难其无疵乎」，是也。来者则圣师之言行可矣，「图王不成，弊犹及霸」，思之！

周公，圣人之治者也，后王不能举，则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圣人之备者也，后儒不能达，则孟轲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圣人之修者也，孟轲之徒欤，非诸子流矣。盖万章、公孙丑不能极师之奥，尽录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阙；房杜诸公不能臻师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续经抑而不振。《中说》者，子之门人对问之书也，薛收、姚义集而名之。唐太宗贞观初，精修治具，文经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温、王、陈辈，迭为将相，实永三百年之业，斯门人之功过半矣。贞观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说》及《文中子世家》，未及进用，为长孙无忌所抑，而淹寻卒，故王氏经书散在诸孤之家，代莫得闻焉。二十三年，太宗没，子之门人尽矣，惟福畤兄弟福畤（文中子幼子。），传授《中说》于仲父凝，始为十卷。今世所传本文多残缺，误以杜淹所撰《世家》为《中说》之序（杜贞观三年卒，今世所传本乃贞观二十三年序。），又福畤于仲父凝得《关子明传》，凝因言关氏卜筮之验，且记房、魏与太宗论道之美，亦非《中说》后序也，盖同藏缃帙，卷目相乱，遂误为序焉。逸家藏古编，尤得精备，亦列十篇，实无二序。以意详测，《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与尚书陈叔达，编诸《隋书》而亡矣（叔达依迁史入《隋书》，今亡。）。关子明事具于裴晞《先贤传》，今亦无存。故王氏诸孤痛其将坠也，因附于《中说》两间，且曰：「同志沦殂，帝阍悠邈，文中子之教郁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见抑而续经不传，诸王自悲而遗事必录，后人责房魏不能扬师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当年不能穷；功之远者，必异代而后显。方当圣时，人文复古，则周孔至治大备，得以隆之。昔荀卿、扬雄二书，尚有韩愈、柳宗元删定，李轨、杨倞注释，况文中子非荀、扬比也，岂学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蕴奥，引质同异，为之注解，以翼斯文。夫前圣为后圣之备，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离圣而异驱，捐古而近习，而能格于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无杂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韩愈氏力排异端，儒之功者也，故称「孟子能拒杨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轲氏儒之道者也，故称颜回，谓与禹、稷同道。愈不称文中子，其先功而后道欤，犹文中子不称孟轲，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图嗟功废道衰，乃明文中子圣矣。五季经乱，逮乎削平，则柳仲涂宗之于前，孙汉公广之于后，皆云圣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辩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则简而功密矣。门人对问如日星丽焉，虽环周万变，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揆影，庶髣髴其端乎。大哉，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谓乎无形非中也，谓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荡于虚无，下不扃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说》者如是而已。李靖问圣人之道，子曰：「无所由，亦不至于彼」。又问彼之说，曰：「彼道之方也，必也无至乎」。魏徵问圣人忧疑，子曰：「天下皆忧疑，吾独不忧疑乎」！退谓董常曰：「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举是深趣，可以类知焉。或有执文昧理，以模范《论语》为病，此皮肤之见，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极，中存疑阙，庸俟后贤，仍其旧篇，分为十卷。谨序。

太仪之体，浑沦无穷者也。非夫周服诸家之论，则度舍之纪，兹或罔焉。欲明纬象，不可得也。群经之文，支离寡要者也。非夫孔传众氏之解，则章趣之会，无乃隐焉。欲辨纲常，不可得也。故先儒于圣人之书，所以亹亹而为己任者，盖此尔。惟西京博士毛苌传《诗》，颇号太略，郑康成大惧夫泯之弗行，思觉于后，故增之笺言，而三百廓如也。自凤德云衰，诸子继作，亚圣之撰，独扬孟而已。七篇有赵台卿为之题颇详，真经有范叔明为之解甚悉。惟《法言》者，盖时有请问，子云用圣人之法以应答之也，凡有十三篇。东晋李轨虽为之注，然愈略于毛公之为。唐柳宗元删定，虽释二三而不能尽补其亡误。故中有义易决者反疏之，理尚秘者则虚焉；阙文者弗能正，讹字者乃无辨。至于言不诂而事不属，议失旨而举失类，已付其手，是使扬氏之意尚有所晦，学子不能无冗豫也。故康成之志，咸敢窃而取焉。凡裨其阙纠其失五百馀条，且署「咸曰」，以别旧贯。观夫《诗》、《书》小序，并冠诸篇之前，盖所以见作者之意也。《法言》每篇之序，皆子云亲旨，反列于卷末，甚非圣贤之法，今升之于章首，取合经义。第次之由，随篇具析。其有艰字音切，来理尽谱于后。仍条其旧，以为十卷。虽不能广翼贤业，庶充巾笥，为诒谋之具云。景祐三年二月日，著作佐郎知尤溪县事宋咸序。

甚哉！圣人之取人也，一之于恕而已，不以己能格物而兼收博采，惟恐天下之善不众也。然而欲天下之善众，又惟恐取之不严也。故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善。岂圣人亦有所恶爱邪？圣人之所恶爱，非一人之恶爱，天下之所共恶爱也。为天下之所共爱矣，有小不善，未至胜乎其所共爱，则圣人称而不贬也。为天下所共恶矣，有小善，未至胜乎其所共恶，则圣人贬而不称也。既有以为天下之所共爱，又有以起天下之所共恶，则圣人称其所爱而贬其所恶也。无他，二者钧天，不可有择而为之隐，在贤者不得而讳之也。意者以谓为天下之所共爱，人亡有不慕者也；为天下之所共恶，人亡有不警者也。吾知其若是，徒与其人之所慕者而没其人之所警，则天下之人将曰：凡有善者皆可为不善矣，固圣人之所容也。信而传之，以至于万世。而万世之心，莫不皆然也。自非生知之明，则学而至者，虽有德美，卒其得为完人者，将几人焉？此圣人所以必称其所可爱，而复贬其所可恶，不为迁就而匿之也。是不务茍完一人，而怠天下万世之心也。故仲尼之称管仲曰：「相桓公、霸诸侯，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是言也，其亦极褒大矣。卒其所以贬之也，则曰：「管仲之器小哉」！盖斥其三归备职、塞门反坫之罪也。夫臣之恶莫大于僭，方是时，周室丧气，礼乐征伐不出于天子而出于诸侯。齐桓所以不见绝于仲尼者，以其知尊奖之道也。桓之所以能知尊奖者，由仲力也。仲能尔为，而复僭窃若是，此仲尼所以恶其器而狭小之也。至扬子论之，则曰：「大器者，其犹规矩准绳乎。先自治而后治人之谓大器」。然则谓小器者，岂独不能自治哉？夫仲尼之所谓器者，言其德量之所充也。有善不伐善可进，有功不矜功可大。若仲者，伐善矣，矜功矣，谓不僭侯制不足酬吾志也，故三归备职、塞门反坫而安为之。安为之则止矣，如功不矜，善不伐，则虽享卿大夫之所得为，犹以为愧。犹以愧，则周家之治未返乎成康，桓公之术未免乎霸道，则终未遽已也。仲舍是而蹈其末，则德量所充果大乎？果小乎？故孔子狭其器者，诛之深也。孟子曰：「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其亦出圣人之馀论乎。夫自治而后治人，治人者之常耳，乌足为大器哉。若扬氏所谓，殆未极仲尼之心也。至李轨为之释曰：「大器者，必笼群疑之表，莫得与之争量也。管子相桓公，不能以之自固，三归反坫然后获安」。呜呼，迂矣乎！此又非子云之心也。

安修仁执李轨，轨使邓晓在长安，报至，晓乃舞蹈称庆。高祖数之曰：「汝委质于人，为使来此，闻轨沦陷，曾无戚容，茍悦朕情，妄为庆跃。既不留心于李轨，岂能尽节于朕乎」？此语也，其有似也，而后有所昧。何居？初，轨僭号大凉，气势雄张，唐未有以图者。安兴贵请往招慰，高祖谓曰：「轨据河西，连结突厥为援兵之犹未易也，岂汝单使所能致耶」？兴贵曰：「臣弟修仁为轨所信任，可由此密图之」。高祖允，遂行。至则说以祸福，轨宴然不动。兴贵辞窘，乃诡对以谢，潜与修仁谋起兵。轨败，为修仁所执，由是伏诛，兴贵、修仁皆以功受封。且兴贵命于唐也，姑置是，不识修仁其何功乎？若其破轨，则彼非受轨之任，为轨之心腹肺腑乎？为其心腹肺腑则与体俱存亡也，俱存而不俱亡，犹不可为，况欲其亡而自存邪？修仁欲其亡甚矣，而高祖舍之，奚哉？且修仁陷主者也，邓晓闻主陷而不忧者也，不忧则责之，陷则封之，何许其大而不许其细乎？昔丁公免刘季耳，及其末也犹被汉诛。修仁陷主而反获封国，是奸臣叛子幸而逃祸者，无甚此矣。夫汉祖所诛，唐祖所赏，以诛易赏，其何意欤？向或移责晓之心，少思修仁之所为，则刀斧鼎镬非虚器也，修仁戮矣，唐刑正矣，唐臣励矣，唐史书之佳矣，万世之下乌得而议矣。

沈隐侯高才博洽，名亚董迁，始谱四声，用分清浊，以彰「天子圣哲」。及制《郊居赋》，示草王筠，筠读至「雌霓五的翻连󶸱」，沈抚掌欣抃曰：「仆尝恐人呼为霓五兮翻」。次至「坠石磓星，冰垂埳而带坻」，筠皆击节。约曰：「知音者希，真奇殆绝，所以相要，政在此数句耳」。呜呼！《郊居赋》一篇无甚高论，尚病世俗不能辨其音，况群经乎！约欲正音，徒留意于词章，含宫咀商，恶睹五经之微奥。是宜梁武不甚遵用，涕唾视之，又何足怪！夫国朝之兴，首以六经涵养士类，逮仁庙当宁，儒风载郁，典章粲然。文元贾魏公总角邃晓群经，章解句达，累官国子监，誉望甚休，迁崇政殿说书、天章阁侍讲。庆历、嘉祐中大拜居政地，海内乂宁。其在经筵，尝进所著书曰《群经音辨》，凡五门七卷，为后学蓍龟，有诏颁行，实康定二年十有一月也。公以经术致将相，出入文武，有谋有庸，被知裕陵，始终如一，勋上柱国，邑户万五千，其遭遇之厚，极儒者荣。下视沈约见薄于萧梁，真局促辕下驹耳。故能推其所学，西破赵元昊，南走侬智高，外绝契丹之谋，内弭甘陵之变，群经之效，昭若日星。自胡蝗翳天，神汴失守，六飞巡幸，驻跸三吴，戎事方兴，斯文未丧。上留神经术，登用鸿儒，亲札《中庸》，班赐多士，发明奥境，表章六经，州建学官，教覃溥率。绍兴己未夏五月，临安府学推明上意，镂公《音辨》，敷锡方州，下逮诸邑。宁化号称多士，部属临汀，新葺县庠，衿佩云集。是书初下，缮写相先，字差毫釐，动致鱼鲁，且患不能周给诸生，固请刻本藏于黉馆，以广其传。啸工东阳阅月方就，解颐折角、驰骋群经者，自是遂得指南矣。盖五经之行于世，犹五星之丽乎天，五岳之蟠乎地，五行之蕃乎物，五事之秀乎人，康济群伦，昭苏万汇，其功岂浅浅哉！自有经籍以来，未尝无音，沈熊著《周易音》三卷，王俭著《尚书音》四卷，鲁世达著《毛诗音》二卷，李轨著《礼记音》二卷，徐文远著《春秋左传音》三卷，非无音也，无音辨尔。是宜句读不明，师承谬戾。礼经以「鼏」为「羃」，左氏以「蔿」为「薳」，或于老氏更「载」为「哉」，或于《洪范》改「颇」为「陂」，以至读「景」为「影」，命「昭」为「韶」，文异而音同。「行」翻有四，「召」切有三，文同而音异。旁及史传诸子百家，音杂字丛，盖亦不胜其讹矣。甚者武夫悍卒，昧于一丁，老师宿儒，惑于三豕。取作屋穿锤之诮，贻杕杜伏猎之讥，乙屯殊形，𠂐𡦺异状，忌水乃改「洛」为「雒」，恶「走」乃省「随」为「隋」，类用俗文，俱缘臆出。以下上为下上，以纵横为纵横。谥炀帝以为󶸲，好奇乃尔；易穆公而为缪，振古如兹。音辨之行，固非小补。汉唐《艺文志》笺注之书，有曰音隐，有曰音略，有曰音义，有曰音训，有曰音钞，有曰释音，是其于音未必能辨；有曰辨證，有曰辨疑，有曰辨嫌，有曰辨惑，有曰辨字，有曰注辨，是其所辨未必皆音。独阳休之著，号称《辨嫌音》，又皆芜累不经，为魏收所薄。惟贾魏公沈研经旨，析类辨音，传注笺题，不为曲释，栉理凝义，启沃宸衷，至先王治心守身、经理天下之微意，指物譬事，豪析缕解。故其辨明舛误，是正群书，上不欺乎君，下不欺乎民，愈久愈明，千载不泯。渡江之后，峨冠博带，传习益多。汀与虔邻也，民喜弄兵，盗贼蜂起，郡城坐甲，仰食如蚕。方邻壤用师，日疲馈运，治赋馀暇，独与诸生雍容俎豆閒，谈经究微，从事音辨，几于不达时务也。镂板于学，虽秀民隶业沥恳有陈，亦长此邦者之所愿欲也。书旧有序，姑跋其后云。绍兴壬戌秋七月中浣日，官舍西斋序。汀州宁化县学镂板。

窃以宗社之计，帷幄之谋，制之在相公，断之在明主，诚非小官晚学疏贱浅薄者所可议其万一也。虽然，国之与家，事均一体，国安则从而安，国危则从而危，故敢忘其狂僭，以犯嫠不恤纬之罪，岂敢效相公忧国之心哉，亦以谋身而已。三思越职僭分之愆，稿成复削者屡矣。乃承相公在泮之日，和颜忘势，俯询刍荛之言，仲友虽至愚，敢不效其区区？伏自狂虏送死淮南，亟取夷戮，于今七月矣，中国外攘之策弥无底止，窃闻于士大夫之间，大概三策而已：越淮而战，一也；沿淮而守，二也；夹江而戍，三也。三策不早定则为谋不专，为谋不专则为备不豫，以犬羊阴狡之谋而以不豫备应之，其为患可胜言耶？试以今日之势，妄论三策之得失。夫越淮而战，最上策也，何则？天下之最可愤者，孰大于君父弟兄之雠？所可耻者，孰大于宗庙陵寝之辱？所可哀矜而痛惜者，又孰大于亿万苍生污腥膻而坠涂炭耶？为此三者，忠臣义士泣血痛心几四十年矣。今不因狂虏之败盟、中原之思宋，奋其武怒，以为恢复之计，此时一失，遗民向尽，南北之势遂定，英雄得之，反为万世子孙无穷之忧，故曰越淮而战，最上策也。虽然，天下未有无其本而有其末、无其事而有其功者，使吾兵强而众、将智而勇，罗落周密，财力充裕，中原有响应之诚，狂虏有必败之势，长驱而前，一战而定，忠臣义士孰不愿之？今乃不然，将不抚士，不足恃也；士经新衄，未可用也；长淮以南，鞠为丘墟，而无籓篱之固也；鬻爵度僧，尽用弊法，而无岁月之储也；向义之民惩陈、蔡之祸，有狐疑之心也；新立之酋袭累世之业，未见可取之形也。设今欲为进取之计，必以重兵镇临淮、下蔡，以引北方，虽未深入而有危道三焉。夫二镇者，淮南之门户也，为国譬如家，今有据人之门户而主不争，必有深谋存乎其间，不然则必争矣。吾将分兵以屯，则不足以禦虏之争；将悉兵以屯，则后无精锐以为之继，使虏兵四合而外援不至，则守不固。以全师而不能固一城，则事势去矣。此其危道一也。二屯隔在淮北，而长淮可涉之处甚多，若虏以数万人缀吾二屯，而简精锐径渡他所，以捣吾之虚，则二屯必退而自救，一去城守，腹背受敌，彼先据吾便地，主反为客，有必败之势。设欲坚守以牵制其后，则吾之江上备禦必寡，而虏之奸计得以行矣。此其危道二也。虏若深知吾情，以万全相困，尽空河南以诱我师，坚守河北以待吾敝，吾将缓而不进，则无以慰中原之心，进而无得，则何以为持久之计，旬月之间，情见势屈。马肥兵合，彼以十万骑徐驱而来，彼众我寡，彼逸我劳，陈之平原，步骑不敌，元嘉之事，商鉴不远。此其危道三也。有危道三而欲进取，众人之所寒心，安得不少加隐忍，以为一二年后图之计乎？越淮而战，既未可轻议，故有沿淮而守之策，虽然，守淮亦不易也。自安丰至于楚，上下七百里，当屯者五，内为五屯之后，继当屯者三，大屯二万，小屯一万，略计用精甲十二万人，而辎重不与焉。料今诸军，未及此数。若兵少而强欲分之，形势寡弱，篱落不固，一处失利，望风引退，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又观自古号为重镇者，皆城池高深，守禦备设，粮储充衍，兵力强盛。贼方远来，利在速斗，吾则因变制宜，以长策持之，可战则战，可守则守，战不战，常在我而不在敌，吾制其权而敌反从之，故其强易弱也。今自淮以南，大镇皆无城池可恃，惟寿春仅有之，而城守之备百无一有。狂虏之来，吾之诸军度其不可固守，则怯者退保，而勇者侥倖于一战，舍吾所长，堕彼之计，彼所以易为力，吾所以难为功也。又况合肥以北，水运不通，近者钟离、寿春屯军甚寡，而旬月之间时告匮乏。若钟离、寿春、安丰皆宿重兵，则馈运之夫不减数万，淮南归业之民既不可役，江南本根之地又难重困，未知何以继之？议者欲以运船入淮，此又非长策也。自泗至濠，自濠至寿，至安丰，相去皆二三百里，深涉敌境，溯流而上，虏若以轻兵抄之，粮食舟船悉以资寇，可不虑乎？比者陆运丁夫甫及渡江而道亡者十二三，水运兵稍仅达淮阴，亦或群聚而舍去。人情岂不愿忠于国，诚畏死亡而恶劳苦也。议者曰：「吾兴屯田矣，粮不患乏也；吾招降附矣，兵不患寡也；吾作堡塞矣，守不患弱也」。此又不然。兴屯田而兵不足以护之，赍盗粮也；招降附而兵不足以接之，遗贼禽也；作堡塞而兵不足以援之，为寇守也。祖逖尝屯田谯北矣，熟则寇至，行之数年，不得其利。褚裒尝纳鲁群之降矣，覆师代陂、河朔二十馀万口，皆不能自拔。南唐白甲军屡败周师，卒无预于淮南之存亡。抑又有甚不可者，屯田应募之人，大抵强壮者一，而老弱居其六七，以次农夫所食计之，岁虽大穰，仅能糊其口，稍有凶旱，固不足以自给，况敢望其有馀以省馈运乎？今种艺之时既已久矣，北来之民且当坐食，官不廪之则立见饥困；欲常给之，则望来岁之麦犹甚远也，旷日持久，赈救不逮，则新附之民群聚为剽，与旧民势不相安。郡邑之吏，恩信不足以怀，威令不足以禁，一夫异心，祸不可测。此其甚不可一也。重镇臂也，堡塞犹指也，臂之不存，指将安附？今吾两淮重镇既不可恃，而欲恃堡塞以当虏人，是犹废其两臂而欲责十指之用也。牛虽瘠，偾于豚上，其畏不死。郭默、李轨皆以奇才为坞主，而后无大援，终不能撄石勒之锋，则下于二子者又可恃乎？况两淮事体与旧不同，去岁未及收成，虏骑已入，堡塞之民尚恃累年之储，稍可持久，今一旦荡尽矣，秋高寇至，馀粮栖亩而驱之入堡，将何所得食？与其聚为饿殍，孰若纵其避寇，尚可以苟生乎？此其甚不可二也。二者既不足恃，而欲以单寡之师沿淮而守，诚不易也。故有夹江而戍之策焉，其说曰：「我师可守而不可以战也，淮南可以轻处而不可以重镇也，朐山可迁也，泗、寿可弃也。吾画长江而守之，彼岂能轻舍戎马以与我争舟楫之利也？吾举淮南而空之，彼岂能千里馈粮以与我为持久之计也？吾以东军屯广陵，西军屯历阳，以为夹江之形势，小入则逆而击之，大至则避而守之，蓄锐以待其敝，徐行以蹑其归，此诚因时量力之计」。然以理揆之，则有不可者八焉。自古迄今，但有劳师费财以争要害之地，未有举数千里尽弃之者。淮南我之籓篱，失淮南则长江之险与彼共之。此淮南之不可轻弃一也。国家财用与古不同，京口、建业与行在之兵所仰给者，半出通、泰，去岁虏骑临江，曾未月馀，而二屯有乏财之虑。若弃广陵，则二州不守，是不战而坐自毙矣。此淮南之不可轻弃二也。朐山自古为重镇，在今日尤为要害，盖昔都建康，则海道乃牵制之师；今都武林，则海道为腹心之疾。朐山之存亡，实关江南之利害。去岁幸天赐我以开海上之功，今若委而去之，则山东之动息有不得而闻者，岂不殆哉！此淮南之不可轻弃三也。淮南之地，土皆膏腴，虏若以重兵扼广陵、历阳，而以馀军为屯田之计，因其农隙城而守之，则吾之势蹙矣。此淮南之不可轻弃四也。晁错言中国之长技五，匈奴之长技三，今之黠虏兼而有之，其不及江南者，舟楫而已。去岁采石之战，虏船乃仓猝所造，例皆薄小，操舟之人，又非便习，故我师击之易于拉朽。及其据广陵也，控引清河艨冲，用濒河棹手，刻期将济，京口为之震动，虽胜败未可知，亦已危矣。今若轻弃淮阴，使复行前日之计，则吾之长技，将与彼共之矣。此淮南之不可轻弃五也。长淮之滨，诚为难守，然其间山川之阨塞，可以控制而要击者非一也，今将尽弃以纵敌，是不断大岘之说也，是不塞成皋之说也。长江之上，首尾隔绝，可挠之处甚多，彼投兵死地而我欲坐而制之，亦不易矣。此淮南之不可轻弃六也。自虏败盟，荆襄、巴蜀之师喋血以收故地，尺攘寸取，犹未有济也，一旦纵敌，使以重兵临江，而以旧境要吾之成，吾将拒之则不能无惧，吾将许之则恐绝中原之望，失将士之心，疑惧交战而间隙生矣。此淮南之不可轻弃七也。议者曰：「吾非弃淮南也，特不以重兵远去而观事之可否耳」。是又不然。广陵、历阳皆非控扼之要地，贼若水陆并进，而我师汎舟于江有还顾之心，其势必不战而退。强寇在前而欲退师，则瓜洲、杨林是其成鉴。如此则名为夹江而戍，其实已弃淮南矣。此其不可者八也。夫自三国分裂，以及东晋、南北、五代之际，江淮战守之术未有不出于三策者，今乃曰皆未可用，是终无策而可乎？不然也。泥古人之迹而昧当今之宜，不若求古人之意而适当今之用。兵之为道诚多变矣，其大要不过天时、地利、人和而已。今之所谓天时，虽不论可也，所急者地利耳，所赖者人和耳。分屯淮阴、盱眙以捍清河，堰瓦梁、固清流以扼中道，阻下阁、重山之险以守淮西，此因地利之说也。广招募以重督府而固根本，明赏罚以悦人心而励士气，严保伍以禁奸民而助军势，此致人和之说也。地利有二：有自然之地利，有使然之地利。自然者非人不守，使然者非天不因，不可不加察也。淮东最为今日要害，而清河又当虏人舟船之冲，淮阴、盱眙是其控扼，其地多水，非骑兵用众之地，曩者凶酋固尝畏之。惟广陵以西、滁阳以东，平原旷野，利于用众，昨虏渡淮，分兵东驰，三日而入滁阳，五日而战六合，七日而至仪真，乃绕出淮东军后。邵宏渊以众寡不敌，力战而不能抗，非将士之过，失地利故也。滁河翕受淮东众山之水，瓦梁居其下流，堰而潴之，六合西北可使浸为大泽，沮洳泥淖，骑无所骋；环滁皆山，而清流关为之喉襟，其地险阻，亦可为控扼之处。此淮东之地利也。淮西自合肥以北，平原千里，惟利骑战，而我师经杨林、瓜洲之衄，丧马甚多，不可弃吾险阻与彼争利。惟山口以东至于青阳，重冈复岭，非用骑兵之地，宜因而设险，以为拒守之计。此淮西之地利也。今去防秋不两月，宜速遣材智强力之士与谙晓渠堰者，往视瓦梁之利害，而程其功用之多寡，速发江南旁郡丁夫，募淮南游手与大军杂作，既成则置屯其上，以千人守之，时其缮修而防其盗决。仍遣军将之明练与干官之材敏者，同往清流，视其关隘而营筑之，并诸山之间道，茍可以过师者，皆相视焉，可堑则堑，可栅则栅，或累石以隘其道，或槎木以塞其径；不可塞者，则置候望以守之，仍以便地筑垒以示持久。四山凭高之处，多置烽燧以伺察警急；又遣官属往合肥之军，与其主将亲自按行，自山口达于青阳，凡可以为关隘者稍加人力，如清流之制，则两淮之形势成矣。形势既成，然后悉淮东之军分屯于淮阴、盱眙，而以偏师屯于滁阳；悉淮西之军分屯于合肥、居巢、含山，而以偏师屯于舒城、寿春、钟离、安丰，留马军一二百骑列铺以为斥堠。虏之未至，使将士解甲休息，牛酒日劳，以养其锐气，又使募其民以为向导，相与弋猎，驰骋出入乎山泽之间，以习知其道里远近、曲折险易之处，山泽高下、扼塞要害之形，无间新远，莫不毕至。虏若来寇，则淮阴、盱眙之军临朐，而淮东之守固矣。虏之小入，则合肥之军简吾精锐逆击，以挫其前锋；居巢、含山之军分扼下阁、柘皋、青阳之险，以虞其冲突。虏若大至，则合肥之军亦敛众以就柘皋之屯，据险而守，勿与之轻战；舒城之屯不易其处，以蔽庐江，而淮西之备设矣。虏欲进不可，而急于与我斗，则其情易见，然后乘间伺隙，出奇合变，利以诱之，伏以待之，吾既习其地利而彼轻堕吾之计中，可一战而破也。此说诚行，有三利而战胜不与焉。兵屯便地，水运流通，人力不费，军食不乏，一利也；虏之间探必知吾情，守备既修，奸谋自阻，二利也；险塞既成，居民有恃，流冗来归，物力渐复，三利也。议者必曰：「淮阴、盱眙未易守也，刘锜以全师据之，卒舍而退，今之将士，能否未可知，而必其守，可乎」？是不然。锜非败而退也，虏出其后而归，以自救也。今瓦梁既立，清河既固，无后忧矣，淮东之不可弃，其辨之已详，又何疑焉？议者又曰：「瓦梁，吴之涂塘也，孙权作以淹北道，用兵十万人，其功力必大，今能为之乎」？是又不然。吴之役在魏境，而广陵去棠邑不四舍，故必重兵以护之，而又并力以作，筑城以守，用人不得不众。今吾乃作于内地，必不若是之烦费可知也。就令用工十万，其费几何，而能省兵数万，亦何惮而不为？思小费而忘大患，非良策也。议者又曰：「瓦梁之下，良田何啻万顷。今堰一成，漫为陂塘，所失大矣。利未见而先睹其害，人谁乐从」？是又不然。虎豹之为害也，焚山不顾野人之菽粟也；蛟蜃之为害也，竭泽不顾渔人之网罟也。今将捍天下之大患，而恤区区之田，不已闇乎？两淮膏腴，何啻千里，皆为荒榛，谁能恤之？又况此堰一成，其旁高仰之田必为沃壤，民从而耕之，是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也，复何虑乎？议者又曰：「南唐岂无瓦梁，而周师乃自清流以趋六合，方冬水涸，岂能断虏来之道乎」？是又不然。吾作瓦梁，非以断道也，既守清流，又以为重险也。浸其平原，要之隘路，虏与我师竞逐乎寻常丈尺之地而无所用其众，争衡乎沮洳污泽之中而无所骋其技，彼虽至愚，岂肯轻涉絓地以自入于天牢地陷之间哉？议者又曰：「清流之险不足恃也，皇甫晖以数万人守之，太祖皇帝以二千兵取之如拾芥，况欲以偏师守之乎」？是又不然。天下无不可守之险，剑阁、长江亦尝失利，又可弃而不守乎？太祖皇帝神武也，且有天命，皇甫晖庸将也，以十倍之众不能持久而仓猝于一战，是以取败，安可以常理论哉！虏知吾设重险以待之，必不用大众而以偏师来，吾亦以偏师当之，且得地利，无患不胜。矧吾步卒精强，短兵便习，以寡可当虏人之众，固不待兵之多也。议者又曰：「淮东之地诚不可弃，寿春、合肥皆为必争之地，又可弃乎」？是又不然。地有常险，兵无常势，以常理观之，寸地亦可惜，以权宜论之，力所未及，不得已也。淮东、西地利不同，吾之为守不容不异。窃又譬之壮夫之搏虎以力，羸人之搏虎以智。以力者攘臂而下车，操戈而前斗，与之决一旦之命，此力战之势也；以智者设其陷阱，张其机弩，使之咆哮而前，自堕吾计，此设险之势也。去岁，我师甚可禦寇，不幸将非其人，不战自败，既失所谓壮矣；今士气不振，军行单寡，殆如羸病之人，得不变而用智乎？议者又曰：「若轻寿春则光、黄无援，虏将自彼而入」。是又不然。光与蕲、黄相去皆数百里，水运不通，非用大师之地。若分兵而来，吾以九江之屯固守其前，而以襄汉之师声援其后，势必可解。假使吾之重兵屯于寿春，岂能禁虏之不向弋阳哉！议者又曰：「古人皆疾战以定天下，守险抑为下策，不足用也」。此又不然。新造之国与已成之业不同。草昧之初，英雄无定主，生民无定志，事成则帝，不成则虏，亟战以决雌雄，诚不容缓。至根本既立，人民既安，较之一掷，不若出于万全。今日之业虽未大成，要以安国家、定社稷为主，不可轻也；又况战守常相因，战所以为守，守所以为战，初无定形，要不失吾地利斯可矣。议者又曰：「淮西重山之险不著于传记，前人未之守，何足恃乎」？是又不然。天下无常势，或分为十二，或合为六七，鼎峙而为三，中分而为两，莫不各设险以固其国，岂山川必若江淮而后可乎？战于平原，粗得地利犹可胜敌，孰谓连山之阻，从而修之不足为阻乎？曩岁败虏于彼，盖由我得地利，而下阁为之牵制；王权之弃昭关，由不守下阁，而虏师入之，遂出我师之背，此又成败已然之效也。议者又曰：「陆运之夫尚谓劳费，筑堰修险，其何以堪」？是又不然。事有轻重，时有缓急，人皆知之。民情虽好逸而恶劳，亦必好生而恶死，孰肯以负担版筑之勤，忘蹂践囚奴之苦哉？与其飞刍挽粟而徒费，不若治堰设险而有用也。议者又曰：「去岁虏退，亡失已多，夹淮诸郡，亦皆荒梗，其势未能再举深入，何必先为烦费？来而图之，亦未晚也」。是又不然。彼若果有内衅，未能大举，或知吾有人，不敢轻动，诚恐有之。然解纷者不控拳，救斗者不抟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虏若有谋，必攻江淮以求吾成，则关中、山东之师不战而自退，安可恃其不来乎？使吾设险于此，而虏不敢南下，则吾已全胜，此上兵伐谋之说也。至而图之，将噬脐矣。议者又曰：「审如此策，能保我师之必胜乎」？是又不然。仲友所论者，地利耳，抑又有人事焉。若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虽百万之师、滔天之寇，犹可败也。若将不恤士，士不用命，虽金城千雉，天堑万里，犹难恃也。故仲友敢献人和之说。窃观自古江南之兵，未有如今日之寡者，盖古者军民一道，故民富则兵益多。今日兵民异道，故兵多则民必困。加之息兵以来，奸臣误国，诸处大帅任用匪人，隐滥尺籍，名存实亡，朝廷平时眩于虚数，恃以为安，一旦出师，乃飞檄而请救，今虽知之而未能覈也。料今现兵以守两淮犹恐未足，而大江以南，京口、建业本根之地，殊未有以镇之，万一不捷，何以为继？又观近日军情骄而易怨，稍不如意，浮言胥动，上下茍且，几有臂指不相运掉之处，彼谓国家恃我为命，而他未有以制之，其势不得不尔。若吾在内之军足以当之，则恩易以制而号令行矣。虽然，朝廷尝令诸将募兵矣，既所得不多，其间复有冒滥，今将如何而广之耶？仲友以为今日招兵不当于沿江诸郡，人情谁不恶死？彼目击两淮诸军战斗死伤、暴露疾疫、道路流离之祸，虽有重赏不能使之为兵，彼之所畏，有重于所欲故也。惟山越之民剽悍轻疾，类以私贩自业，曹聚为群，动辄数百，豪民以气力相高，蓄养游手，教习兵器，颇成部曲。若于闽浙、江湖素号风俗强犷之地重立赏募，能招集强壮、堪充行阵及五十人者，则命以军功之官，使长其人而食其禄，递而加之至于千人，各有等差；其有愿为屯田之兵者，则一以当二，倍加其禄；州县之官能募及其数者，比类赏之。如是则私贩之党与豪民之部曲、与游手之民，皆可号召而至，不数月而十万之众集矣。又于沿海诸郡山多材木、水道流通之处，多造战舰，令至千艘。富人能以私财为官造舟者，计其工费，视募兵推赏，然后以所得兵分二屯驻之江上，以为淮军声势，战舰水军布列津要，以备缓急，各选宿将之宽厚得众、纪律整肃者为之长。示之战阵，使知方圆曲直之形；勒之金鼓，使知坐作进退之法；教之武艺，使知骑射击刺之便。以身拊循，教而勿诛，以信率励，宽而勿纵，使其稍稍习熟，上下相安，将知士心，士识将意，明之以号令，示之以赏罚，教之既成，然后用之，将何施而不可哉！此广招募之说也。古语有之：「赏罚中则兵强」。人孰不爱其生，今使之履锋刃、蹈矢石，出入乎万死一生之地者，岂他术哉？重赏诱乎前而严刑驱乎后耳。其可使之不当乎？虽然，朝廷尝窜王权、刘汜矣，又易成闵、戚方矣，又不吝厚赏以答战胜之勋矣，今将如何而明之耶？仲友以为兵之刑赏不当专以成败论，要观其用命与否耳。《甘誓》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也。去岁，诸将固有于尉子之战，驰入万众以救姚兴身被重创者矣；于杨林之退，身履兵刃，励士力战，为诸军断后者矣，而赏未有当功也。固有身提禁旅、来援淮右，首鼠观望，旬日不进者矣；有安坐旧屯，妄奏克捷，劫执降人欺为卤获者矣，而罚有未当罪也。又况六合之战未见显赏，淮西之败未见严诛，则未厌人心之甚也。仪真之民皆能言六合之战，虏兵数万而我师不满三千，弓折矢尽，力战不休，继虽引退而虏犹踌蹰不敢径进，刘锜得以退师，此战与有力焉，未见显赏，何以励敢死？去岁淮西众力不少，器械精新，望风引退，长淮失险，偏师死斗而勿救，健马尽弃而不顾，杨林踌践，由权先奔，两淮涂炭，由权纵敌未即严诛，何以谢天下？今天子既以大权全付相公，罚罪赏功在此一举。劝惩既行，将士畏慕，虽使之赴汤蹈火犹可也，而况他乎！此谨赏罚之说也。荆扬之民，天性轻剽，易动难安，边境拿兵，锐师悉出，远方传闻常多失实，奸人乘之煽惑，愚众潢池弄兵，不可不虑。州郡之兵素无纪律，骄惰成风，去岁调发已出勉强，涉冬而归，颇多死丧，今秋复发，其势倍难。畏死偷生，亦何不至？可潜消二变者，莫若保伍而已。虽然，去岁朝廷尝下保甲之令，州郡行之，扰民无益，今将如何而严之耶？仲友窃以为天下之事，讲之贵乎熟悉，行之贵乎果断，保甲重事也，周之乘马，齐之内政，唐之府兵，不过乎是。去岁乃因人言，率意下令，初无法制可以遵守，郡邑人自为政，岂能不扰？今若博询众人之言，详问四方之俗，熟究其利害而悉为之法制，使郡邑有所遵守，亦何患其扰哉！行伍既成，则不独保乡闾、察奸盗而已，可以漕运，可以守禦，可以据险塞而张疑兵，可以治濠堑而修壁垒，举沿江诸郡分番而迭用之，数万人易得也，其为兵之助，不亦大乎？是严保伍之说也。三说诚行，先有三利，而战胜不与焉。军声既振，勇气自倍，黠虏闻之，丧其精胆，一利也；犷悍之夫，悉去为兵，善良安居，内无窃发，二利也；内外相制，威令易行，保伍严密，奸人必获，三利也。议者又曰：「江南之兵类皆脆弱，不可持久，不若广招降附，募其壮者以为兵」。是又不然。自古南北相持，南兵常以寡当北兵之众，以一当十者，史传屡见之矣。项羽以江东子弟八千转战中原，李陵以荆楚步卒五千深入沙漠，刘牢之以北府兵五千破斩梁成，陈庆之以白袍六千乘胜入洛，南兵之精强如此，顾其将何如耳？议者又曰：「今使富人纳赀而与之官，彼犹不愿，矧使之募兵，其谁从之」？是又不然。鬻爵之令不信于民久矣，彼以无事之后，必为弃物，是以不愿。今募兵则军功也，又不待参选而已食禄，是朝费而夕荣也，且有功名之望，其谁不欲？矧私贩之魁首，奸恶之囊橐，一旦应募，则去盗贼而为王官乎？虽然，必重其赏而不可以吝，赏薄则人必不从。若以百人而一官率之，不过千官而得十万众矣。今一捷而受赏者数万人，冒滥甚多而不能吝也，何独于此而吝之？议者又曰：「以今现军而财力不给，今欲遽增十馀万众，则金谷、器械、赀储之费，何以给之」？是又不然。曩者拿兵之际，数大将之屯，其兵数殆倍于今，彼时既能给之，岂今而乃不能。盖开合敛散之未善，而耗散侵盗之尚多也。今欲强国势而立主威，非兵曷济？乃欲以乏财废之，将坐待其毙乎？议者又曰：「熙、丰保甲之弊，人皆知之，今乃欲蹈其辙，不亦难乎」？是又不然。井田之制，新室用而乱，唐室用而治；车战之法，马隆用而胜，房琯用而败。法之善否，亦在人而已。祖宗之时，海内久安，朝廷之兵不下百万，无故而兴保甲，人是以扰。今时方艰难，兵势寡弱，人有自保之心，因时而利导之，不亦可乎？但当熟议而谨守之，不当因噎而废食也。议者又曰：「山泽之民既多喜乱，一旦结为保伍，使之私习战斗，无乃导之为乱乎」？是又不然。天下之民善恶常相半，惟善者无以自保，则恶者得以肆行。保伍既立，则善人安而恶人惧矣。若重城郭而轻郊野，使有以十制一之势，旌旗器械悉藏诸富民士大夫之家，而细民不得而私有，亦何遽至于召乱哉？议者又曰：「今之民力已匮乏矣，朝廷方将责其助君之须，又使之为保甲，有旌旗、器械、金鼓之费，不几于重困乎」？此又不然。保甲良法也，非乘有事之际不可以兴，彼富人者，类皆高赀而多怨，尤惴惴有寇攘之忧，今吾之法将以卫而安之，彼亦何吝乎一时之费哉？若择其邻里士大夫之贤者而统率之，亦不患乎扰人矣。由前之说而得地利，由后之说而得人和，因之以天时，持之以岁月，则设险之策可进而为守淮，守淮之策可进而为攻取，利则可为恢复，退不失为固守之计矣。虽然，此特区区管见，不足进于相公之前，抑又有私忧过计者。自古大臣分阃外之权，任天下之重，内必有同心之贤以济其谋，外必有实用之材以办其事。大臣之于君，诚有鱼水之亲也，诚有云龙之会也，然而握大权，制重兵，其情虽亲，其迹易疑。至明蔽于肤受之愬，慈母惑于三至之言，虽郭子仪之忠见害于元振，则功或不究，必有忠信哲艾之士，谋谟足以动悟人主，忠力足以折服奸伎，以为吾之内助，则君不疑而谋以济，若李西平得陆宣公为之主是也。大臣之于事，智谋诚足以察也，器识诚足以任也，然而运筹决胜者，不亲汗马之劳，发踪指示者，必有获兽之犬，茍违节度，易于取败。虽诸葛亮之贤，见误于马谡，则事或不成。必有战胜攻取之将，忠义足以感三军，智勇足以应万变，以为吾之外助，则力不劳而事已办，若裴晋公得李光颜为之战是也。相公忠孝贯日月，德望冠本朝，天下之士莫不延颈归心，乐为之用，诚不患其无人。然恐万一之中有分毫不如人意，以害为山九仞之功，岂可不深思而熟虑哉！仲友愚无所识，不胜忠愤激切之情，辄贡狂悱，惟相公少加择焉，天下幸甚（《悦斋文钞》卷三。）。

据文意，「镇」字下疑脱一「犹」字。

忠义者，天下之大闲也，亦天地劲正之气之所寓也。是气之在太虚间，金得之，更百鍊亦不变；松与竹得之，冒严霜、烈风、积雪而不少衰；人臣得之，蹈白刃，赴水火，历万死而不改其操，由此其故也。李白有言：「忠于其主，人之主皆欲其臣」。然则不忠于主，亦人主之所不欲也。盖人主之意若曰：斯人也，既忠于彼，岂负于我哉？苟负于彼，必不忠于我矣。且比干，违武王者也，武王封之，美其正也。太宰嚭，成越王者也，越王诛之，恶其奸也。丁公不杀汉高，恩孰甚焉，而报以大戮者，岂非以其背于楚乎？季布数窘高祖，仇孰甚焉，而赦为郎中者，岂非以其义于羽乎？徐世绩不负李密之黎阳，太宗所以勤勤于托孤也。邓晓闻李轨败而入贺，高祖所以废而不齿也。章圣皇帝东巡，过巡、远双庙，徘徊叹息，嘉其尽节异代，著金石刻，以赞其忠。夫巡等尽节于有唐之时，而见褒于有宋之英主，盖忠则为人主之所贵，不忠则为人主之所贱。未有反覆卖国，左右取容，而见好于人主者；亦未有尽忠为国，不为诡随，而见恶于人主者。此《忠义传》之所以作也。传起自列国，终于五代，博采正史，旁及传记。为忠节系天下国家之所以安危，事之所以成败，可以裨名教，可以励风俗者，乃在此选，不然不录也。上下千馀年间，所取者不过一百九十人而已。呜呼，可谓难得也矣！后之为人臣者可不慕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