熹再读别纸所示三条，窃意高明虽已灼知旧说之非，而此所论者差之毫忽之间，或亦未必深察也。谨复论之，伏幸裁听。广仲引《孟子》「先知先觉」以明上蔡「心有知觉」之说，已自不伦，其谓「知此觉此」，亦未知指何为说。要之大本既差，勿论可也。今观所示，乃直以此为仁，则是以「知此觉此」为知仁觉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将谁使知之而觉之耶？若据《孟子》本文，则程子释之已详矣。曰「知是知此事（知此事当如此也。），觉是觉此理（知此事之所以当如此之理也。）」，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与上蔡之意亦初无干涉也。上蔡所谓知觉，正谓知寒暖饱饥之类尔。推而至于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觉，无别物也，但所用有小大尔。然此亦只是智之发用处，但惟仁者为能兼之，故谓仁者心有知觉则可，谓心有知觉谓之仁则不可。盖仁者心有知觉，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犹云仁者知所羞恶辞让云尔。若曰心有知觉谓之仁，则仁之所以得名初不为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为仁体，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岂可遂以勇为仁，言为德哉？今伯逢必欲以觉为仁，尊兄既非之矣，至于论知觉之浅深，又未免證成其说，则非熹之所敢知也。至于伯逢又谓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则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说甚高甚妙。然既未尝识其名义，又不论其实下功处，而欲骤语其精神，此所以立意愈高，为说愈妙，而反之于身，愈无根本可据之地也。所谓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殆亦其传闻想像如此尔，实未尝到此地位也。愚见如此，不识高明以为如何？

门下：临政愿治，不因时而损益，则心虽劳而莫成；胶柱调弦，不解琴而更张，则力愈多而益紊。朕大修庶职，丕正百工，以道揆任庙堂之闳谋，以法守听官府之小治。作起万事，绍隆三王。畴庸命渥之颁，爰有弼谐之长。宜敷廷号，以耸民瞻。银青光禄大夫、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食邑六千九百户、食实封二千二百户王圭，秉义竭忠，率身励下。见闻殚洽，多识前载之传；论议雍容，尤达当今之务。一德是履，十年不渝。比议废官，肇更丕典。兴滞补敝，寔宣是正之勤；据旧鉴新，皆出将明之助。爰正名于左相，俾分侍于东台。邑衍真租，食陪多赋。名虽考古，事悉因今。鼎铉不移，益峻台衡之望；衮衣载锡，更增宰路之华。于戏！欲法之经远持久者，在济之以有终；欲吏之向方宿业者，在董之以无倦。爵名初易，众人尚狃于故常；法度已完，群下未知于循守。往率在位，共修厥官。可特授依前银青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加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三百户，勋封如故。主者施行。

「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又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又曰：「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此皆《禹贡》之文也。古今读者皆以为是既出于圣人之手，则固不容复有讹谬，万世之下，但当尊信诵习，传之无穷，亦无以覈其事实是否为也。是以为之说者不过随文解义，以就章句。如说九江则曰，江过寻阳，派别为九。或曰有小江九，北来注之。说彭蠡则曰，汉水所汇，而江水亦往会焉。说北江、中江则曰，汉既汇而出为北江，江既会而出为中江也。说九江则但指今日江州治所以当之，说敷浅原则但以为汉历陵县之传易山，在今日为江州之德安县而已。如是而言，姑为诵说则可矣，若以山川形势之实考之，吾恐其说有所不通而不能使人无所疑也。若曰派别为九，则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计以为九者，若必首尾短长均布若一，则横断一节，纵别为九，一水之间当有一洲，九江之间，沙水相间，乃为十有七道，于地将无所容。若曰参差取之，不必齐一，则又不知断自何许而数其九也。况洲渚出没，其势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后乃复生一洲，是岂可以为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说也。若曰旁计横入小江之数，则自岷山以东至入海处，不知其当为几十百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说也。且经又言「九江孔殷」，正以见其吐吞壮盛、浩无津涯之势，决非寻常分派小江之可当。又继此而后，及夫沱潜云梦，则又见其决非今日江州甚远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说者为不可通之妄说也。若曰汉水汇为彭蠡而江水亦往会焉，则彭蠡之为泽也，实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县南跨南康军、饶州之境以接于隆兴府之北，瀰漫数十百里。其源则东自饶、徽、信州、建昌军，南自赣州、南安军，西自袁、筠以至隆兴、分宁诸邑，方数千里之水，皆会而归焉。北过南康，扬澜左里，则两岸渐迫山麓而湖面稍狭，遂东北流以趋湖口而入于江矣。然以地势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为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郤而自猪，以为是瀰漫数十百里之大泽。是则彭蠡之所以为彭蠡者，初非有所仰于江汉之汇而后成也。不唯无所仰于江汉，而众流之积日遏日高，势亦不复容江汉之来入矣。又况汉水自汉阳军大别山下南流入江，则其水与江混而为一，至此已七百馀里矣。今谓其至此而后，一先一后以入于彭蠡，既汇之后，又复循次而出，以为二江，则其入也，何以识其为昔日之汉水而先行，何以识其为昔日之江水而后会？其出也，何以识其为昔日之汉水而今分以之北，何以识其为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耶？且以方言之，则宜曰南会而不应曰北会。以实计之，则湖口之东，今但见其为一江，而不见其分流。然则所谓汉水汇为彭泽而江水亦往会焉者，亦不可通之妄说也。此数说者，既无一之不穷，于是味别、洲别之论出焉，而终亦不免于穷也。盖曰味别，则不知凡禹之所为过门不入、胼手胝足而不以为病者，为欲大济天下昏垫之民，使得平土而居，以衣且食而遂其生耶？抑如陆羽、张又新辈，但欲较计毫分于齿颊间，以为茗饮一时之快也？呜呼！彼以是而为说者，亦可谓童騃不思之甚矣。且河之所会，漆、沮、泾、渭、伊、洛、瀍、涧，支川尤多，而初无味别之说。济之所经，或潜或见，或止或流，其变不一而初无味别之说。何独至此而辨之若是悉耶？此又可见其为不通之妄说也。若曰洲别，则又九江之凿，吾既辨于前矣。若果如此，则汉水入江之后，便须常有一洲介于其间，以为江汉之别；而湖口入汇之处，又当各分为二，以为出入之辨而后可也。今皆无之，而湖口横度之处予常过之，但见舟北为大江之浊流，舟南为彭蠡之清涨而已。盖彭蠡之水虽限于江而不得泄，然及其既平，则亦因其可行之隙而又未尝不相持以东也。恶睹所谓中江、北江之别乎？此又可见其为不通之妄说也。若曰古之九江即今之江州，古之敷浅原即今之德安县，则汉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谓江州者寔武昌郡之柴桑县，后以江北之寻阳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得有寻阳之名。后又因寻阳而改为江州，实非古九江地也。又况经言过九江，至于东陵，而后会于彭蠡，则自今江州城下至湖口县才四十里，不知东陵的在何处？何所表异，而其志之繁密促数乃如此？又曰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则已自江州顺流东下湖口，又复溯流南上彭蠡，百有馀里而后至焉，亦何说哉？此又不可通之妄说也。至于今之所谓敷浅原者，为山甚小而庳，不足以有所表见。而其全体正脉遂起而为庐阜，则甚高且大，以尽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识夫衡山东过一支之所极者，唯是乃为宜耳。今皆反之，则吾恐其山川之名古今或异，而传者未必得其真也。凡此差舛，其类不一。读而不思，思而不考者既昏愦卤莽而无足言矣，其间亦有心知其误而口不敢言，乃反为之迁就穿凿以盖其失者，则其巧愈甚而其谬愈彰，使有识之士读之愈疑而愈不敢信。唯国初胡秘监旦、近世晁詹事说之皆以九江为洞庭，则其援證皆极精博。而莆田郑樵渔仲独谓「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十三字为衍文，亦为得之。予既目睹彭蠡有原两江不分之实，又参之以此三说者，而深以事理情势求之，然后果得其所以误也。盖洪水之患，唯河为甚，而兖州乃其中流，水曲而流缓，地平而土疏，故河之患于此为尤甚。是以作治之功十有三载，然后同于诸州。窃计当时唯此等处事急民困，势重役烦，禹乃亲涖而身督之，不可一日而舍去。若梁、雍、荆、扬，地偏水急，不待疏凿固已通行，则分遣官属往而视之，其亦可也。况洞庭彭蠡之间，乃三苗氏之所居。当是之时，水泽山林深昧不测，彼方负其险阻，顽不即工，则官属之往者，固未必遽敢深入其境。是以但见彭蠡之为泽，而不知其源之甚远而且多；但见洞庭下流之已为江，而不知其中流之常为泽而甚广也。以此致误，宜无足怪。若其用字之同异，则经之凡例，亦自可考，顾读者未深思耳。今但删去东汇北江之衍字，而正以洞庭为九江，更以经之凡例通之，则过九江至于东陵者，言导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横截乎洞庭之口，以至东陵也。是汉水过三澨之例也。过九江至于敷浅原者，言导岷阳之山，而导山之人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东取山路以至乎敷浅原也。是导岍、岐、荆山而逾于河，以尽常碣之例也。以是观之，则经之文意不亦既明矣乎？若更以它书考之，则《山海经》云：「庐江出三天子都（本注云：「一作鄣。」今按丹阳故为鄣郡，其得名盖以此，则作「鄣」为是。），入江，彭泽西（本注云：「彭泽，今彭蠡也，在鄱阳彭泽县。」）」。《汉志》亦云：「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盖陵阳者，丹阳之属县。今宁国府旌德县有陵阳山，而三天子都乃在徽、饶之境，疑与陵阳腹背相直，故庐江者得出其东南，而西流北折以为鄱、馀二水，遂以会于彭蠡而入于江也。及其入江，则庐山屹立乎其西南，而江之北岸即为郡之南境，疑江与山盖相因以得名，而郡境虽在江北，亦以其南直此江此山而名之也。然则彭蠡安得为无原，而必待汉汇江会而成哉？《汉志》豫章为郡，领县十八，其彭泽县下注云：「《禹贡》彭蠡泽在西」，其馀则言水入湖汉者八（鄱阳鄱水、馀汗馀水、艾脩水、淦淦水、南城旴水、建成蜀水、宜春南水、南壄彭水。），入大江者一（赣豫章水。）。而湖汉一水，则又自雩都东至彭泽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也。按今地势，彭蠡既与江通，而豫章诸水不由彭蠡别无入江之路，则湖汉者即是彭蠡，而其所受众水之原又不止于庐江而已也。以此而观，则《山海经》之言犹有未尽。且其曰「入江，彭泽西」者，本谓径彭蠡县之西而入江耳，而语意不明，遂若析江与泽各为一水而一东一西以入江者，此亦其立言之疵也。《汉志》又自不知湖汉之即为彭蠡而两言之，又不知入大江者亦必猪于彭蠡而别为一例，又不知湖汉之为湖，正以其泽名之，而复兼以汉称，则又承《禹贡》之误而弗深考也。至于雩都之水，则但见其为一郡众流之最远者，而遂推为湖汉之源，以主其名，则又不知湖汉之名初非一水，必自隆兴以北，众水皆会，猪为大泽，然后可以名之，非雩都一水所可得而专也。至如郑渔仲汉水衍文之说，固善矣。而其下文「江水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之数言，似亦可疑，而彼犹未能尽正也。呜呼！《禹贡》所载者九州之山川，吾之足迹未能遍乎荆扬，而见其所可疑者已如此，不知耳目见闻之所不及，所可疑者又当几何？是固不可得而知矣。至于经之凡例，本自明白，而诸儒乃有过为新奇之说以乱之者。若论导山而逾于河，而以为导岍、岐、荆山之脉，使之度河，以为壶口诸山之类，则亦不待闻见之及而知其谬矣。夫禹之治水，随山刊木，其所表识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广博可以奠民居，故谨而书之，以见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络之所自来，若今论葬法者之所言也。若必寔以山脉言之，则亦自有可言，而尤足以见其说之谬者。盖河北诸山，本根脊脉皆自代北寰、武、岚、宪诸州乘高而来，其脊以西之水，则西流以入龙门西河之上流；其脊以东之水，则东流而为桑乾，道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为壶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晋之源而南出，以为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为雷首；又次一支乃为太行；又次一支乃为常山。其间各隔沁、潞诸川，不相连属，岂自岍、岐跨河东度而反为是诸山哉？若过九江至于敷浅原，亦有袭其谬者，以为衡山之脉东度而来，则以见闻所及而知其必不然也。盖岷山之脉，其一支为衡山者，已尽于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东度桂岭者，则包湘原而北，径潭、袁之境以尽于庐阜；其一支又南而东度大庾者，则包彭蠡之原以北至乎建康；其一支则又东包浙江之原而北其首以尽于会稽，南其尾以尽乎闽、越也。岂衡山之脉能度九江，而其度也又直为敷浅原而已哉？又有欲以扬州之三江即为荆州之中江、北江，而犹病其阙一，乃顾彭蠡之馀波适未有号，则姑使之潜冒南江之名以足之。且又自谓圣经书法之妙，非它人之所及，是亦极巧而且新矣。然自湖口而下，江本无二，安得有三？且于下文之震泽，又悬隔辽夐而不相属也，则又安能曲说而彊附之哉？问诸吴人，震泽下流实有三江以入于海，彼既以目验之，恐其说之必可信而于今尚可考也。因并论之，以俟来者有以质焉。

恩擢超踰，愚衷震惕。切以明时掌制，聿严内命之司；圣主抡材，尤遴外庭之选。若稽史牒，谨简词臣。官清儤直，则备自有唐；资浅摄承，则昉由我宋。上规开宝，文郁乎哉！近接淳熙，道粲然矣。聿求宗匠，俾典禁林。然而望实未孚，神祖尚难于苏轼；官名初建，孝皇始命于端诗。伏念臣猥以诸生，起于下国。识穷短绠，无能汲古学之渊源；思涩寒竽，不足协斯文之律吕。以场屋孱儒之靡，列缙绅华选之先。从太子游，已惧罔功于谕导；见王者志，若为有补于讨论。矧耆儒宿老，甫尔请归；乃新学小生，居然代匮。纵承人乏，岂及臣愚？恭望圣慈，俯怜卑悃，收回误渥，改畀名流。庶几词章足以恢人文，诏令足以宣皇泽。坦然帝制，复还二典之醇；大哉王言，俾达万民之悦。庶安愚分，用竭忱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