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仰止层霄，巍乎北极，瞻百神之环卫，有玄武之尊严。顾像设之已崇，而号名之未备。肇称缛典，以介蕃釐。北极佑圣助顺真武灵应真君，天之贵神，国之明祀。威灵在上，常如对于衣冠；光景动人，遂莫逢于魑魅。赫然祥异，著于见闻。在天禧时，瑞表醴泉之观；若熙宁日，事传大顺之城。祖宗相继，礼文有加。祠宫乃创于阜陵，扁榜爰新于佑圣。肆朕尤严于祭报，而神每监于祷祈。载惟肸蚃之孚，曾靡窈冥之间。福诒冲眇，将垂万世之子孙；德及高深，溥洽四方之黎庶。诞扬盛美，庸侈徽称。金阙玉京，密增于神策；云车风马，永镇于人寰。尚冀宴娱，遹观荐飨。可特封北极佑神助顺真武灵应福德真君（《大岳太和山志》诰副墨第一篇卷一。又见《大岳太和山纪略》卷三。）。

原书文末尚有「奉敕如右，牒到奉行」八字。

维淳熙三年岁次丙申十二月壬申朔某日，皇帝慎谨遣某官，敢昭荐于佑圣真武灵应真君：伏以肇营潜邸，改创琳祠。专奉威神，冀绥福祉。涓神移御，预告吉蠲。尚飨！

有王佐之学，则能收王佐之功；有内圣之德，则能建外王之业。然而内圣之德，资于王佐之学而后至；外王之业，资于王佐之功而后成。内圣之德，未尝多学，而不见其所违者，有一以贯之也；无所不学，而不见其所聚者，有精以损之也。精一作圣乎内，而王则圣德之显而已。王所谓大者，与王化之，则不可以其形拘；王所谓明者，与王图之，则不可以其象定。有功于王，如是之高明也，则谓之勋焉。勋者，功之上达者也。然而王佐之学可得闻乎？荀子曰：「学者以圣王为师」。扬子曰：「学之为王者事，其已久矣」。惟圣与王皆原于一，所谓一者，三者相合而未相离者也。由一而之天，则圣者王之内也，大德立焉；由一而之人，则王者圣之外也，大业立焉。得一之体，则其游乎天人，运乎内外，皆其用耳。一之离，在天为象，在地为器，在人为法。形色名声布列乎万物，不可以为量数。学者各奋其才智而取之，或得其方者而失其圆，或得其粗者而失其精，或得其小者而失其大。得其小者，其功或为治劳，或为战多。得其偏者，其言或为百家之小说，其用或为霸者之佐，或为官长王佐之学。不然，师圣以尽伦，师王以尽制。惟圣与王皆原于一，故其合而言之，则谓之道而已。大臣以道事君，行止在我，而不在乎人；富贵在德，而不在乎物。其待物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其待人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其待己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诸人。嚣然为我，幡然为君，惟道所在，不知有物之能累我也。故其降道于德，则为内圣之化，圣而能化，则无所不通，以无所不通者，运诸言意之上，与王之天。降德于业，则为外王之仁，王而能大，则无所不备。以无所不备者，建诸事业之中，与王之人。之人所以明道，之天所以神德。由大而化之，则仁复乎德，而吾君为帝矣；由圣而妙之，则德复乎道，而吾君为皇矣。是故百姓谓我自然者，其功上达乎天道故也；帝力何有于我者，其功上达乎神道故也。然而孔子称天之大，则曰：「巍巍乎，惟天为大」。称尧功之大，则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夫有成功则向于王矣。是故古人以勋号尧，而勋上达，不可得而见也，无能名焉。圣人则以巍巍称天之大，称尧之功，则王功天功也，非人之所能为也。兴事造业，成之以道，故民无得而称焉。《周南》，王者之风，圣人之事，未尝言功。以其上达，则不可得而言故也。周之臣惟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系之以《周南》，固其义也。国功，人功也，非天之所为也。兴事造业，成之以力，故民得而称焉。《召南》，诸侯之风，贤人之事也，未尝不言功。是故《鹊巢》则言积功累行以致爵位，《羔羊》则言鹊巢之功致，系之于召公，固其义也。然而人功累而后成，累之至则亦上达矣。是故王道成于《驺虞》，可以言功矣。而不言者，以其上达则不可得而言故也。然而古之事其君者，为公者有道，为卿者有德，为士大夫者有察与智。王功之臣，能下而为五功也，犹道可以言器；五功之臣不能上而为王功也，犹器不可以言道。伊尹、周公，有道者也，其佐非特王也，内可以佑圣；其职非特宰也，上可以论道，故其功之成也格于皇天。老子曰：「公乃王，王乃天」。公则上达，王则内圣。自非上达之公与王，坐而论道，不能内圣其德之于天道而后已。是故言王之职，则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言公之功，则论道经邦，燮理阴阳，而使万物各由其道。然而万物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则公之有功于王，不亦至乎！伊陟、臣扈，有德者也，足以为佐而已，佑圣则未也；足以为宰而已，论道则未也。故其功之成也格于上帝，伊陟之功，以言伊尹则不足，以言巫咸则有馀，然而非勋之至者耳。统天地者，阴阳也；统万物者，天地也。孤之有功于王，足以寅亮天地而已，未足于燮理阴阳；足以贰公而已，未足于佑圣。犹言太宰之职，以祀大神则为不足，以享先王则为有馀。然而能绍上帝，则乌得不以为勋哉？非勋之至者耳。孟子曰：「汤之于伊尹也，学焉而后臣之」；「威公之于管仲也，学焉而后臣之」。汤学伊尹，以物徇道，故其外忘而内重；威公之学管仲，以道徇物，故其内忘而外重。外忘则功出于道，故伊尹之功格于皇天；外重则功出于物，故管仲之功，曾西之所不为者。尝惜仲之才，因败以为功，转祸而为福，可谓美矣。然而门内之屏，楹间之坫，不摄之官，三归之台，为之动心。王佐之才屈于声色势利之中，不能以道自勉，而又乌能以上达勉其君哉？故孟子曰：「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故君子为其君闭邪，则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为其君陈善则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必使其君之仁无敌于天下，则以为王德；必使其民莫知为之者，则以为王化，然后收功于王道之大成。是故孟子患不得其君耳，不患其道不行于天下；患其功不成于我耳，不患其君不为王者。惜夫孟子以礼义进于诸侯，而诸侯以势利求于孟子，其勋不见于后世，可胜惜哉！管仲之后有公孙鞅，始说孝公以帝道，而未之入也，则以王道说之；次说孝公以王道，未之入也，则以霸道说之。尝谓徇己者夷吾也，徇人者商君也。彼方有所徇焉，乌有上达之勋以致内圣之王者乎？降及于汉，君欲其臣无甚高论，而臣屈而就之，与言秦、汉间而已。时君不过为贤王，而至有杂霸者，或自其臣徒以儒宗居宰相位，持禄养交，阿谀自售而已。虽大有为之君，而臣其所教者，可胜惜哉！尝谓其学不如荀、扬子之言，其行不如孟子之去就，其事不如伊、周，而欲为王功也，不亦难乎！

伏以太寝总章，宗祀云举。弱龄稚齿，显制误加；循揆宠灵，交深兢愧（中谢。）。窃以国家明德恤祀，聿严报本之仪；至诚感神，茂介自天之祐。始前期之洁斋，逮昧爽之孚恩。皆清跸之躬行，有庶工之陪相。既毕上仪之举，宜膺大泽之均。伏念臣资乏慧聪，年方幼弱。主上以同气之爱，加彼官封；太母以含饴之慈，重兹鞠育。虽玷分茅之秩，未陪奉玉之祠。承言綍之嗣颁，虽弁髦而不间。良惭冒处，罔获牢辞。此盖伏遇皇太后殿下内德辉光，母慈爱育。峻仪中寝，治早赞于正邦；外位东朝，道益光于佑圣。加怜蕞质，致锡庞恩。学彼大成，庶知洁己以进；报兹罔极，勉思就养之方。

故散骑常侍徐公铉，奉太宗命撰《江南录》，至李氏亡国之际，不言其君之过，但以历数存亡论之。虽有愧于实录，其于《春秋》之义、（《春秋》，臣子为君亲讳，礼也。）箕子之说（周武王克商，问箕子商所以亡，箕子不忍言商恶，以存亡国宜告之。），徐氏《录》为得焉。然吾闻国之将亡，必有大恶，恶者无大于杀忠臣。国君无道，不杀忠臣，虽不至于治，亦不至于亡。纣为君，至暴矣，武王观兵于孟津，诸侯请伐纣，武王曰：「未可」。及闻其杀王子比干，然后知其将亡也，一举而胜焉。季梁在随，随人虽乱，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宫之奇之言，晋人始有纳璧假道之谋。然则忠臣国之与也，存与之存，亡与之亡。予自为儿童时，已闻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见杀，当时京师因举兵来伐，数以杀忠臣之罪。及得佑所上谏李氏表观之，词意质直，忠臣之言。予诸父中旧多为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颇详，闻佑所以死则信。然则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观徐氏《录》言佑死，颇似妖妄，与予旧所闻者甚不类。不止于佑，其它所诛者，皆以罪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纣及随、虞二君论之，则李氏亡国之君，必有滥诛，吾知佑之死信为无罪，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毁生于嫉，嫉生于不胜，此人之情也。吾闻铉与佑皆李氏臣，而俱称有文学，十馀年争名于朝廷间。当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谏，铉独无一说。以佑见诛，铉又不能力诤，卒使其君有杀忠臣之名，践亡国之祸，皆铉之由也。铉惧此过，而又耻其善不及于佑，故匿其忠而污以它罪，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观之，其它所诛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谓铉不唯厚诬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庆善发祥，夙纪二龙之瑞，华封赞寿，仰申三祝之诚。敢凭力于斋熏，用绎休于佑命。皇帝陛下恭愿丕图鼎固，介福川增。九陛垂衣，受单于之朝贺；万年戏䌽，承太上之燕颐。俯同有截之区，诞保无疆之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