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礼》注曰：「礼主于敬」。《诗》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孝经》曰：「宗庙致敬」。又云：「不敬其亲，谓之悖礼」。孔子敬天之怒，成汤圣敬日跻。宗庙极重，上天极高，父极尊，君极贵，四者咸同一敬，五经未有异文，不知以敬为轻，竟何所据（《隋书·潘徽传》，魏澹聘陈，陈人使徽接对之。澹将反命，为启于陈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饯送。」徽以为「伏奉」为重，「敬奉」为轻，却其启而不奏。澹立议。）？

其一曰：臣闻天子者，继天立极，终始绝名，故《谷梁传》曰：「太上不名」。《曲礼》曰：「天子不言出，诸侯不生名」。诸侯尚不生名，况天子乎！若为太子，必须书名。良由子者对父生称，父前子名，礼之意也。是以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传》曰：「举以太子之礼」。杜预注云：「桓公子庄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长子，备用太子之礼，故史书之于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义，圣人之微旨也。至如马迁，周之太子并皆言名，汉之储两俱没其讳，以尊汉卑周，臣子之意也。窃谓虽立此理，恐非其义。何者？《春秋》《礼记》，太子必书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贬，皇王之称谓，非当时与异代遂为优劣也。班固、范晔、陈寿、王隐、沈约参差不同，尊卑失序。至于魏收，讳储君之名，书天子之字，过又甚焉。今所撰史，讳皇帝名，书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义也。

其二曰：五帝之圣，三代之英，积德累功，乃文乃武，贤圣相承，莫过周室，名器不及后稷，追谥止于三王，此即前代之茂实，后人之龟镜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长耳。太祖远追二十八帝，并极崇高，违尧、舜宪章，越周公典礼。但道武出自结绳，未师典诰，当须南、董直笔，裁而正之。反更饰非，言是观过，所谓决渤澥之水，复去堤防，襄陵之灾，未可免也。但力微天女所诞，灵异绝世，尊为始祖，得礼之宜。平文、昭成雄据塞表，英风渐盛，图南之业，基自此始。长孙斤之乱也，兵交御座，太子授命，昭成获免。道武此时，后缗方娠，宗庙复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实在献明。此之三世，称谥可也。自兹以外，未之敢闻。

其三曰：臣以为南巢桀亡，牧野纣灭，斩以黄钺，悬首白旗，幽王死于骊山，厉王出奔于彘，未尝隐讳，直笔书之，欲以劝善惩恶，贻诫将来者也。而太武、献文并遭非命，前史立纪，不异天年，言论之间，颇露首尾。杀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贼子，何所惧哉！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圆首方足，孰不瞻仰，况复兵交御座，矢及王屋，而可隐没者乎！今所撰史，分明直书，不敢回避。且隐、桓之死，闵、昭杀逐，丘明据实叙于经下，况复悬隔异代而致依违哉！

其四曰：周道陵迟，不胜其敝，楚子亲问九鼎，吴人来徵百牢，无君之心，实彰行路，夫子刊经，皆书曰卒。自晋德不竞，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当其生日，聘使往来，略如敌国，及其终也，书之曰死，便同庶人。存没顿殊，能无怀愧！今所撰史，诸国凡处华夏之地者，皆书曰卒，同之吴、楚。

其五曰：壶遂发问，马迁答之，义已尽矣。后之述者，仍未领悟。董仲舒、司马迁之意，本云《尚书》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拨乱之法，兴衰理异，制作亦殊。治定则直叙钦明，世乱则辞兼显晦，分路命家，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废，《春秋》作焉，尧、舜盛，《尚书》载之」，是也。「汉兴以来，改正朔，易服色，臣力诵圣德，仍不能尽，余所谓述故事，而君比之《春秋》，谬哉」。然则纪传之体出自《尚书》，不学《春秋》，明矣。而范晔云：「《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观晔此言，岂直非圣人之无法，又失马迁之意旨。孙盛自谓钻仰具体而放之。魏收云：「鲁史既修，达者贻则，子长自拘纪传，不存师表，盖泉源所由，地非企及」。虽复逊辞畏圣，亦未思纪传所由来也。

司马迁创立纪传以来，述者非一，人无善恶，皆为立论。计在身行迹，具在正书，事既无奇，不足惩劝。再述乍同铭颂，重叙唯觉繁文。案丘明亚圣之才，发扬圣旨，言「君子曰」者，无非甚泰，其间寻常，直书而已。今所撰史，窃有慕焉，可为劝戒者，论其得失，其无损益者，所不论也（《隋书·魏澹传》，又略见《北史》五十六）。

向所论敬字，本不全以为轻，但施用处殊，义成通别。《礼》主于敬，此是通言，犹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既于子则有敬名之义，在夫亦有敬妻之说，此可复并谓极重乎？至若「〔敬〕谢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爱」，止施宾友，「敬问」、「敬报」，弥见雷同，「敬听」、「敬酬」，何关贵隔！当知敬之为义，虽是不轻，但敬之于语，则有时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举一隅，未为深据（《隋书·潘徽传》，隋遣魏澹聘陈，为启于陈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饯送。」徽以「伏奉」为重，「敬奉」为轻，却其启而不奏。澹立议，徽难之云云。澹不能对，遂从而改焉。）。

公讳适，字仲贤，世郓人。父为翰林学士，卒时公为最少，未及仕。它日因类其父所为制诏、奏议并自所为文上之，真宗览而叹曰：「梁某有子矣」！即除秘书省正字。天圣初，知开封府功曹参军。故宰相吕夷简知府事，时器公材，以荐诸朝，知苏州昆山县、知梧州。五岭自伪命时，折民税已重，其后转运使以调用不足，又复折之。公言用殆不能输，遂诏勿复折，至今以便民。还勾当在京诸司粮料院。累迁大理寺丞、通判秦州，废港口、待贤二埭。先是，漕渠患水高，故置埭以节水，然岁渡舟多坏，而公私不以为便，公因大发夫浚渠而废之。明道二年，天下饥，淮南尤甚，公募大姓输米，作淖糜以济民，蒙活者数万人。以太子中舍监在京广衍仓。景祐中，进士及第，换中允、知淮阳军。京东岁常预支钱市帛七十万，后三司益至二百万。公谓其法本以惠下贫而抑兼并，今取多则伤农，况取之未能止？朝廷为减其数如初。其年南郊，赦书录朱全忠之后。公曰：「全忠叛臣也，何足以为劝」？仁宗是其言，记姓名禁中。召为审刑院详议官。梓州妖人白彦欢，能依鬼神作法以诅人，至有死者。狱上请谳，皆以不见伤为疑。公曰：「杀人以刃或可拒，杀人以诅则其可免乎」？卒以重辟论。会有异禽翔端门上，既又下庭中，于是左右大臣莫不以为瑞。公曰：「野鸟来处宫庭，此何瑞也」？间因得对，仁宗数以所上言称之。御史中丞荐公材堪御史，中书以法未应除。明日欲用为谏官，中书又以为言，帝不怿。再迁太常博士、提点京东路刑狱，为开封府推官，遂改右正言，谏院供职，管勾国子监，奉使契丹。新除枢密副使任中师与公有亲嫌，公辞为谏官，乃以直史馆判太府寺，同修起居注、经制陕西粮草。与知庆州范仲淹同议边机十馀事上之，其言攻守之计甚长。还知谏院，前后尝言：知枢密院夏守赟经略陕西无功而还，不可复典机密；龙图阁直学士张存辞知延州不行，更求它善郡，畏避不任事，宜即见斥；入内都知岑守中坐贿贬光州，求削籍留京师，挠法不可许；鄜延路钤辖黄德和望贼退走，陷二大将，宜即诛塞下；河东欲却降羌藏材族千馀人，夫势穷归我，却之足甘寇心，脱纳而抚之，后或得为用；比来边储不充，欲施告缗令于天下，百姓纷然不自安，宜早停其议；北京大建宫阙，徒费无益，当有所裁节；祖宗时皆殿试进士，得人不为少，今特殿试从南省奏名，则恩不在陛下而在有司，且如旧制便。皆从公言。又尝与御史中丞贾昌朝，较景德以来迄于康定财用出入之数，内自宫掖，外及权贵而下，岁省浮费数百万。庆历二年，擢知制诰、判昭文馆、知审刑院。契丹遣刘六符来报元昊欲纳款，朝廷命公复聘契丹。已而元昊果令贺从勉赍表至境上，又命公使延州，遂定元昊复臣之礼。入为起居舍人、权判吏部流内铨、权发遣开封府事、判太常寺、兼礼仪事。顷之，愿治郡，得知兖州。弛本州所产盐禁，岁省钳釱者不可胜计。莱芜盐铁，旧尝十八冶，今所存唯三冶，户犹破产而逃。公募有力者使主冶，十年予一官，于是冶无破户，而岁有羡铁百馀万。为龙图阁直学士、知河阳，又为枢密直学士、鄜延路经略使、知延州。元昊既称臣，公遂徙重兵内地，复安定、黑水、园林三堡，置榷场于保安、镇戎军，招还金明属户三千馀帐。元昊曰：「前所掠蕃汉生口，有誓诏两不复还矣」。遣人屡索之，然而公卒不遣。告归至郓治葬事，过都，除翰林学士，寻改翰林侍读学士、知澶州，又为秦凤路经略使、知秦州。斥近边土田，募弓箭手自占，减戍兵东还，其非要害处堡障悉并废之，又省西事以来益置官百馀员。更以一当十大铜铁钱以当三，民间不复敢盗铸，而物价以平。历尚书礼部、吏部郎中，复知审刑院、为同群牧使。与翰林侍读学士宋祁，共定法寺所用断例，务在重轻平，法例不得以高下。皇祐元年，拜枢密副使、左谏议大夫。明堂覃恩，进给事中。张尧佐自三司使除宣徽、河阳节度、景灵、群牧四使，台谏官连上封不报，又力争上前，纷纭不能已。上谕令中书戒厉，大臣不敢言。公独进曰：「台谏官盖自有言责，其言虽过，在陛下所容。然宠尧佐太厚，亦非所以全后妃之家」。遂夺尧佐宣徽、景灵二使，取戒厉乃不行。广源州蛮侬智高举兵犯邕州，又犯沿江九州，进围广州，官军数战不利。上欲遣使招安。会广州得贼将黄师宓伪榜，且言智高愿得邕、桂七州节度使。初欲予之，公曰：「若尔，二广恐非朝廷所有，臣不敢与闻」。因命枢密副使狄青为宣抚使，以经制南事。及贼平，上顾辅臣曰：「乡非用梁适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御史里行唐介，既弹宰相，更欲援致旧臣。上怒，急召二府，付介所留章。介犹立殿上不去，公曰：「宰相岂御史当荐耶」？叱介下殿，殿中莫不愕顾。明年，参知政事。契丹又遣使来，国书中所称「大宋、大契丹，似非兄弟之国，今辄易曰南朝、北朝矣」。诏中书、枢密院共议之。公曰：「此易屈尔，当答之『宋盖本朝受命之土，契丹亦彼国号，今无故曷为自去也」』？其年，贺正使来，复称大契丹如故。五年，拜尚书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入内都知王守忠，以老疾方求为真节度使，公谓它宰相曰：「内臣无除真刺史者，况真节度乎」？仁宗念东宫旧臣独守忠在，已尝许之，公执以为不可。帝意未决，公复曰：「臣今日备位宰相，明日除一内臣为节度使，臣虽死有馀责矣」。乃得不除。张贵妃薨，小殓于皇仪殿，公曰：「皇仪不可治妃丧」。然宰相陈执中不能正其事，又欲以公为园陵使，公曰：「嫔御无园陵之制」。始定葬于奉先寺。公既与执中内不合，言者得以乘间伤公，公亦数自请罢，乃以本官知郑州。才数日，以观文殿大学士复为秦州。时初建古渭寨，距州独远，间为蕃户所寇钞。及益兵拒守，而他蕃多惊疑。公至，则具牛酒，召其大族辖裕、格陇等抚定之，罢所益兵，而蕃、汉终公之去，安然自居。公两在秦，民为立生祠。岁满求内徙，迁尚书左丞、知永兴。西人盗耕屈野河西田数十顷，朝廷欲更定封界，乃拜公定国军节度使、检校太傅、河东路经略使、知并州，尽复西人所侵地，仁宗遣使嘉劳之。未几，暴得风眩，求罢边，易忠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知河阳。英宗初，易昭德军节度使、加检校太师。公被疾不已，请曹州，又徙兖。数上节有司，复以为观文殿大学士、礼部尚书。既又乞骸骨，遂以太子太保致仕。今上即位，迁太子太傅。熙宁元年，天子亲祠南郊，诏公入祠。公以疾不能至，上怀之不胜，赐袭衣金带。明年十二月十八日，薨于郓州遵化坊之里第，享年七十。讣闻，辍视朝二日，上发哀苑中，百寮慰崇政殿门下。赠司空兼侍中，谥「庄肃」。四年九月三日，葬须城县登庸乡执政里。公少英拔，自初立朝，凛然已有大臣之风。及历二府、位宰相，凡大议论，辞气愉愉，待计而已决，盖决而不可夺。所至下条教，严而不苛，犯者亦不少容，威行施之以恩，故其去多见思。在边尤有威名，羌戎为之远去。尝为仁宗杜贵妃之宠，正内治之事。晚数劝立皇太子，以定天下大计，其言世多闻。所著文集三十卷。曾祖讳惟忠，祖讳文度，考讳颢，皆赠太师、中书令、尚书令，追封夏、魏、周三国公。曾祖妣卫氏、祖妣邹氏、妣阎氏，封商、韩、唐三国太夫人。兄固，祥符中进士第一人及第，最有名。娶任氏，封越国夫人。七男：彦昌，职方员外郎；彦明，都官郎中；彦回，屯田郎中；彦通、彦开，国子博士；彦升，殿中丞；彦深，光禄寺丞。三女，以嫁都官员外郎张伫，试秘书省校书郎王佑，光禄寺丞程伯孙。孙男二十二：子骏、子玉，光禄寺丞；子美、子厚、子野，大理评事；子雄、子谅、子建、子直、子诲、子宪、子恕，太常寺太祝；子显，西头供奉官；子晋，将作监主簿；子挺，太庙斋郎；子问、子铎、子空、子约、子履、子博、子敏。曾孙男三：希祖、恭祖、光祖。铭曰：

公世有文，自周实发。匪文发之，而子又杰。巘巘维公，敢前不疑。一心险夷，卒成无隳。公之秉钧，风雨和豫。行道之人，式歌且舞。事有未安，予何敢泰？以规以制，维义所在。公临方垂，神旗豹尾。风挥电旋，万旅一指。维公劳勤，匪内则外。亦有宠名，文武之对。于皇仁宗，始终知公。出入将相，一时之隆。方其告休，公则未老。邈然去归，高风是蹈。崇崇圜丘，孰陪在祀？有怀公来，公卒不至。葬公何阡？执政故里。公名之长，以遗万世。

《魏书》，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十志，凡一百一十四篇，旧分为一百三十卷，北齐尚书右仆射魏收撰。初，魏史官邓渊、崔浩、高允皆作编年书，遗落时事，三不存一。太和中，李彪、崔光始分纪、传、表、志之目。宣武时，邢峦撰《高祖起居注》，崔鸿、王遵业补续，下逮明帝。其后，温子升作《庄帝纪》三卷，济阴王晖业撰《辨宗室录》三十卷。魏末山伟以代人谄附元天穆、尔朱世隆，与綦隽更主国书，二十馀年，事迹荡然，万不记一。北齐文宣天保二年，诏魏收修魏史。博访百家谱状，搜采遗轶，包举一代始终，颇为详悉。收所取史官，本欲才不逮己，故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让、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皆不工纂述，其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咸出于收。五年，表上之。悉焚崔、李旧书。收党齐毁魏，褒贬肆情，时论以为不平。文宣命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诉讼者百馀人评论。收始亦辩答，后不能抗。范阳卢斐、顿丘李庶、太原王松年，并坐谤史，受鞭配甲坊，有致死者。众口沸腾，号为「秽史」。时仆射杨愔、高德正用事，收皆为其家作传，二人深党助之，抑塞诉辞，不复重论，亦未颁行。孝昭皇建中，命收更加审覈。收请写二本，一送并省，一付邺下，欲传录者，听之。群臣竞攻其失。武成复敕收更易刊正。收既以魏史招众怨咎，齐亡之岁，盗发其冢，弃骨于外。隋文帝以收书不实，平绘《中兴书》叙事不伦，命魏澹、颜之推、辛德源更撰《魏书》九十二卷，以西魏为正，东魏为伪，义例简要，大矫收、绘之失，文帝善之。炀帝以澹书犹未尽善，更敕杨素及潘徽、褚亮、欧阳询别修《魏书》。未成而素卒。唐高祖武德五年，诏侍中陈叔达等十七人分撰后魏、北齐、周、隋、梁、陈六代史，历年不成。太宗初，从秘书奏，罢修《魏书》，止撰《五代史》。高宗时，魏澹孙同州刺史克己续十志十五卷，魏之本系附焉。《唐书·艺文志》又有张大素《后魏书》一百卷、裴安时《元魏书》三十卷，今皆不传。称魏史者，惟以魏收书为主焉。孔子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三代文章，莫盛于周。东周、秦、汉虽战争丧乱，前古遗风馀烈，流而未绝。贤君忠臣蹈道之徒，功业行谊，彰灼显布。高才秀士，词章论议，谏诤辩说，嘉谋奇策，皆可以惊听动俗，为后世轨范。而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以良史之才，博学善叙事，不虚美隐恶，故传之简牍，千馀年而不磨灭。东汉、魏、晋，去圣人稍远，史官才益浅薄。永兴失政，戎狄乱华，先王之泽扫地尽矣。拓跋氏乘后燕之衰，蚕食并、冀，暴师喋血三十馀年，而中国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爵而无禄，故吏多贪墨；刑法峻急，故人相残贼；不贵礼义，故士无风节；货赂大行，故俗尚倾夺。迁洛之后，稍用夏礼。宣武柔弱，孝明冲幼，政刑弛缓，风俗媮恶，上下相蒙，纪纲大坏。母后乱于内，群盗挠其外，祸始于六镇，衅成于尔朱，国分为二而亡矣。虽享国百馀年，典章制度，内外风俗，大抵与刘、石、慕容、苻、姚略同。道武、太武暴戾甚于聪、虎，孝文之强不及苻坚。其文章儒学之流，既无足纪述，谋臣辩士将帅功名，又不可希望前世。而修史者言词质俚，取舍失衷，其文不直，其事不核，终篇累卷，皆官爵州郡名号，杂以冗委琐曲之事，览之厌而遗忘，学者陋而不习，故数百年间，其书亡逸不完者，无虑三十卷。今各疏于逐篇之末。然上继魏、晋，下传周、齐、隋、唐，百六十年废兴大略，不可阙也。臣攽、臣恕、臣焘、臣祖禹，谨叙目录，昧死上。

问：国必有史，史必有书。三代之际，而史为世官；两汉以来，而史为家学。至于近世，家学亡矣，是非不出于一人，论议率资于众口。盖趋以备官记事而已。则后之不及古，岂不谅哉。《书》与《春秋》，皆史也。至马迁始合之，而后人莫能易。马迁而后有班固，班固而后有陈寿、范晔，此最彰明较著者也。踵而为者，盖日益多，虽或善或否，要知各尽其心焉耳矣。昔人以才、学与识，谓之三长。今诸家之书，其文具存，所谓才、学者谁欤？而所谓识者又何也？能兼众长而备有之，则信善矣；亡乃或得其一而遗其二欤？固讥迁于前，而晔掎固于后，魏收致诋于魏澹，韩愈见刊于路隋，史之说何纷如也？昌黎伯至以仲尼之穷，丘明之盲，迁、固、寿、晔、王隐、崔浩之徒刑僇困辱，以为史氏之敝，自戒以不为。乌虖，其然乎？其不然乎？若夫荀悦之合纪传，张辅之论班马，知几「不可」之谈，李翱「虚美」之说，亦史学所宜讲也，愿并与诸君辩之。

绍兴庚申季冬中浣日，颁春列府，燕僚属于击瓯。是日也，天晴风暖，物舒人畅，春色顿开。酒阑，相拉作探春之行。连儦者六人，乃都护开封裴渊彦深，化城尹古雍郑忠甫师仁，郡纠鄄城张元方方叔，秋官三荣杨杲明父，司民陇干王泌唐老，府属盟津张学致道。遂有南龛之游，抵莫而归，砻石未毕。越明年元日再至，斯时又蓬池何焕亨叔新令壁山，谒府告行，同化城主簿锦官李识默之咸集，致道书□纪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