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中兴之盛，无出于光武矣：奋寡而击众，举弱而覆强，起身徒步之中甫十馀年，大业以济，算计见效，光乎周宣。此虽天命，抑亦人谋也。何则？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略者不可以仓卒制，而功者不可以侥倖成也。略以仓卒制，其略不可久；功以侥倖成，其功不可继。犯此二患，虽运奇奋斗，所当者破，而旋得旋失，将以济中兴，难矣。人有常言：「光武料敌明，遇敌勇，豁达大度，善御诸将，其中兴也固宜」。吾则曰：此特光武中兴之一术也。使其中兴止在于此，则是其功有时而穷也。西都之末，莽盗神器，群雄并起，相与图之。光武因思汉之民，举大义之师，发迹昆阳，遂破寻邑，百战以有天下。彼其取乱诛暴，或先或后，未尝无一定之略也。何以明之？光武自昆阳之胜，持节河北，镇慰郡县，破王郎，击铜马，收复故地。凡所以经营河北而取河内，为之根本也。河北平，河内服，自常情观之，当此之时，更始闇弱，可以西取关辅，疾据其地，俯首东瞰，以制天下。光武乃身徇燕赵，止命邓禹乘衅西征。此其意岂以燕赵为可急，而关辅为可后哉？吾尝筹之，关辅虽形胜之地，而隗嚣在陇西，公孙述据巴蜀，赤眉群盗蜂起山东。嚣、述犹虎狼之据穴也，有物以阻其穴，则彼不敢骋：不然，将何所惮！赤眉犹长蛇之螫草也，有物以肆其螫，则其毒无馀；不然，将何所不至！光武之未取关辅，所以阻嚣述之穴，而肆赤眉之螫也。故且身徇燕、赵，使之速定，则自河以北，民心已一，而吾之根本固矣。及赤眉破长安，志满气溢，兵锋已挫，而邓禹得乘衅以并关中，冯异继之，遂破赤眉，而长安平，洛阳固，而耿弇且定齐矣。当此之时，天下略平，嚣、述虽有觊觎之心而不得复骋。光武定都洛阳，命将讨嚣平述，而天下遂一矣。此其有一定之略，而后有一定之功也。使燕、赵未平而光武西取关辅，则遂与嚣述为敌，而赤眉无所骋其锋矣。与嚣述为敌，则欲徇燕赵而彼乘其虚；赤眉无所骋其锋，则已服郡县而或罹其毒。是燕、赵未可以卒平，关辅未可以卒守，河北河内未可以卒保，而天下纷纷将何时而一也！虽料敌明，遇敌勇，豁达大度，善御诸将，顾亦何用哉！吾以是知中兴之君，略之不定，而侥倖于或成，则我欲东而盗据其西，我欲前而敌随其后，智谋勇斗，无一可者。今夫道路之人，侥倖而得千金，得之于此，则必失之于彼。何者？千金不可以常侥倖也。千金之子则不然：致之有术，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不终年而其富百倍。此光武所以为中兴也。唐肃宗起兵灵武，不能先图范阳而急取关中，卒使盗据其穴，不能尽取，而河北裂为藩镇。终唐之世为大患者，皆藩镇也。此无他，不能立一定之略，则不能成一定之功，中兴之不终，宜哉！吾以是知光武之果不可及也。且吾又闻自古服群叛、驱英豪者，无如汉高帝。而光武之行事，有高帝之所未能为者二焉：光武降铜马，封其渠帅，降者未安，将有他变，此何异于沙上之谋乎！光武勒使归营，单骑按行，示以赤心，而降者悉服，不必封雍齿而后诸将安也；冯异镇关中，人或言其威权太重，恐有异志，此何异于萧何之事乎！光武不信言者，而以其章示异，异惶恐称谢，复赐诏慰谕，信任愈笃，不必系诸狱而后明其无他也。且使后世人君用此术以成功者多矣。吾始读高帝之书，至此，未尝不窃疑其计之过，而未有所处，及得光武二术，则欣然而笑曰：天下之事，未尝无奇术，而人不能发之，光武发高帝之所未能为，而中兴之功远过古人者，虽天命，抑人谋也。

天下之大，不可以才智运也，以才智而运天下，则其所遗者必多，何也？周防检察，将以求胜天下之奸，而天下之奸反捷出而策吾之所不及，故与天下战于才智之中者，虽足以起一时之治使之整肃，而心地不广，规摹不宏，亦足以为治道之累。古之圣人，非不用心于为治，然其酬酢万变，陶冶一世，必有出于才智之表，而非徒倚办于才智，故治之全体，浑然醇粹，无一毫之可恨。后之人主，既以才智角奸雄而得天下，故其守之之日，不能脱其旧习，犹欲用其故智以从事于臣民，是以为治之效有不能满人意者，汉之光皇是也。方其鞭笞群盗，算无遗策，使炎刘之业灿然复兴，不可谓非其才智之力，然既得之，复袭其前日之所为，曾无转移迁化之功，此恃才智之过也。大抵才智之在人，非能用之为难，而不能尽用之为难。变故之相仍而利害之相攻，祸患之迭起而雌雄之未决，于斯时也，非才智不足以胜之，而曰不尽用之为难者何也？呜呼，以才智而收克敌之功，君子固无恶夫才智，以才智而为守文之具，君子固亦忧其所终，何也？道无时而息，术无时而穷，才用而不已则有遗才，智用而不已则有遗智。故善用才智者深藏而时出之，如干将之出柙，牛既解则韬而藏之，苟用之而不已，其不缺且折者几希。又况人主之拨乱反正，非神武之才，聪明之智，未易以慑英雄而使之帖服。君子固谓欲成中兴之美，非才智不可也。然中兴之功已成，不知养才于拙，晦智于愚，其中翘然，恃其所长，视在廷之臣若无以当其任者。凡一政一事，惟恐以愚拙目我，于是介介焉以思，役役焉以察，必期下之人不能欺然后已。吁，胡不考古人之所以致治者，夫岂不足于才智哉？然商宗之所以中兴者，亦惟严恭寅畏，自度治民；周宣之所以中兴者，亦惟有常德以立武事，未闻察察然以一己任术而自为之也。光武果能尔邪？自其初而观之，东讨西略，虽曰藉诸将之力，然寇、邓诸人，往往皆遵帝之节制乃克有成，一或违焉，则动辄以败。至于昆阳之战，百万之众，亦帝见大敌勇之力。当是时，帝之视诸将，无能为矣，而帝之才智亦呈露于斯时而有可观矣。中兴之功，不属之帝而属之谁？惜也，帝恃才智而尽用之也。惩韩彭难制之患，虽寇邓之贤而不任以职；惩王氏篡夺之祸，虽置三公而不任以事，专任尚书，以发奸摘伏为贤，政事察察，甚者异己者升，非谶者弃，专以一身任天下，其明之所不见、力之所不举者多矣。不然，贤如周举、严光，何以不肯屈于臣列？良以帝之持心非近于厚，而谓以柔道理天下者，是亦自欺而已矣。使帝即位之后，屏智虑，黜聪明，泯才智于无用，兼天下之视听以为视听，资大臣之谋猷以为谋猷，有好问之诚，无自用之失，断大事以圣人之经，假宰相以进退之权，无以谣言而亟易守令，毋以谶文而妄议封禅，则中兴之美岂不全尽！惟其贻谋之不能宏阔，是以显宗继之，愈任察慧，而史臣叹其无宽洪之道。回视高文之深仁厚泽，至是槁无馀润矣。人见东都之治斩然精明，遂以为二帝整齐之力，而不知才智可以致治于暂，而不可以持久，若非继之以章帝之长者，汉之为汉未可知也。然则人主尽用才智者，可不以是为戒哉。

封禅，其秦汉之侈心乎！虽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人之好自侈大，何所不至哉！极其侈大之意施于人，无以加矣。而复饰说以诬上天，盛礼乐，侈仪卫，张大功德，升中乔岳，告成于天，若此可以明布天下，誇示群臣，跨越前王，传诵来世，此秦始皇之初心也。后之人君曷为而效之？有言亡秦之政于太平之时，则闻者莫不恶之，又从而罪之，独奈何效秦始皇之侈，以为帝王之盛事乎？就使前世帝王常行之，始皇帝亦为之，吾犹当废之。而况前世帝王未始行之，秦始皇实始为之，吾独奈何效之。吾观秦、汉以来致治之君，幸而海内无事，百姓安生业，四海无外警，则歉然以不得封禅为缺。又幸而举行是礼，则君臣动色，交相庆贺，以为太平之极功。其亦习于秦、汉之事，而不察于三代之故，相仍而不可变耶？汉光武、唐太宗皆明智有馀，而执德不坚，始之所行未尝不善，终之所行乃大不然，余是以知侈心之难忘也。光武之言曰：「吾谁欺，欺天乎，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其自知甚明，自处甚谦，然未尝以封禅为非是也。他日感会昌之符，欣然从之，固亦不待劝请矣。太宗之论又异于光武矣，若曰：「天下乂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岂以文帝之贤为不及始皇耶」？群臣犹固请不已，帝意欲从之，独魏郑公以为时不可耳。贞观之末，屡欲东封，以事而止。由此言之，太宗非真知封禅之不足为，魏郑公非真知封禅之不可为，意有所欲为，事有所未可行，待时而后动尔。夫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兆南郊而就阳，因吉土以升中，巡狩而告祭柴望，对越上天可也。燔燎于山下，则固已毕祭矣。登封于山上，金泥玉检之藏，秘而不得宣，果为何说？是亦不过秘祝之意耳，果何与于事天哉！劳民费财，上不足以格天，而下无补于民，徒事外虚名以惊世俗，此三代圣人所决不为者。后之儒者事至治之君，当太平之时，其毋曰封禅云，则善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