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称德宗在危难时听陆贽谋，及已平，追仇尽言，怫然以谗倖逐，犹弃梗。其所以不亡者，幸也。是不然。德宗在奉天及进狩山南，事无纤细，必以访贽，而贽纳忠论谏，无所回隐，帝多从之。故兴元戡难，爪牙宣力，而贽之助为多，则德宗不可谓不善听纳。惟其在危难时能听纳，此乃所以不亡也。至危难已平，追仇尽言，虽贤君有所不免，故太宗失于魏郑公，而况德宗中材以下之主乎。夫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思其上者不得，而又思其次，则后世之主如德宗者，亦未易多得也。

扬子云，汉末大儒也，作《法言》以准《论语》，大抵商略古今人物，少有许可。至论唐虞人材，则曰「皋陶以智为帝谟」；论后世之事君，则曰「谟合皋陶谓之嘉」。夫自尧舜至于西汉之末，凡数千年，岂无一人翘然献忠，赞襄弥缝以为后世之法哉？子云孜孜皋陶，以为臣子献言之模范者，不为无说也。愚尝反复而论之熟矣。盖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德之士鲜矣，士之生于世，当佐人主兴衰拨乱，以立非常之功。苟为不然，则必铺陈利害，条别是非，明当世之得失，而补人主之缺焉。观尧舜之时，在廷之士如禹、稷，如益、契，或以治水有功，或以播种有功，或以敷教有功，独一皋陶者碌碌诸子之间，若无能为，然舜以不得为已忧者，诚以其谟可以治天下国家也。考之于《书·皋陶谟》之所载，不过曰「在知人，在安民」，「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而已。然则扬雄孜孜取之者，岂非美其知人安民之策乎？其后如伊尹之训太甲，傅说之诲高宗，周公之戒成王，无非以此为念也。三代而下，献言之士云集雾合，不可胜数，独李唐三百年间有可采者。何以言之？隋失其鹿，太宗举晋阳之网而罗之。当此之时，咄嗟叱咤，所向无前，人皆以为太宗能创业矣。殊不知一不从魏徵十渐之戒，唐何能兴哉？盖十渐之戒，不过讥太宗之远君子，近小人，是不能知人也，讥太宗之奢肆劳役，是不能安民也。宜乎太宗听之，贞观之治寖寖乎成康之际欤！女武为乱，明皇提戈藩邸之中，而剪除氛乱，遂即帝位。当此之时，人皆以明皇能守文矣。殊不知一不从姚崇十事之训，唐何能治哉？盖十事之训，不过陈禄、莽、阎、梁之乱汉，欲明皇之知人也；不以峻法绳下，而愿政先仁恕，欲明皇之安民也。宜乎明皇从之，开元之治巍巍乎文、景之上欤！然则唐之所以创业守文者，皆由魏徵、姚崇能进知人安民之谟，而太宗、明皇倾心听之之效耳。夫以祖宗创业守文，皆由于此，后世子孙欲中兴王室者，岂外是哉？自安、史乱天下，肃宗幸河东，于斯时也，攻城陷阵，折馘执俘，专阃外之寄者，郭子仪、李光弼之徒是矣。元结之于肃宗，初无肺腑之托也。特以当天下扰攘之时，自揣其才智不足以立功于当世，于是三篇之时议上焉。自泾卒犯京师，而德宗狩奉天，于斯时也，陈师鞠旅，备御盗贼，以清一时之难者，李晟、浑瑊之徒是矣。陆贽初无葭莩之亲也，特以当国家艰难之际，自度其智虑不足以有为当世，于是数篇谏论上焉。然结之所陈不过数百言，贽之所陈无虑千馀言，其文简严峻厉，汪洋大肆，为能切中当时之利病。大矣哉，虽皋陶之嘉谟，魏徵之十渐，姚崇之十事，其知人安民，殆未能远过也。请撮其机要而言。肃宗违李泌河阳之谋，而不能从任诸将征伐，而心怀犹豫，是昧于知人矣。安史之乱，来归者戮于独柳之下，待罪者毙于缧绁之中，是昧于安民矣。故结之所陈，不过言将士临敌而奔，贤人君子遁逃。任贤人，斥小人，乃帝王之常道，其知人之谟有如此者。国家失于太明、太信，故力役乞丐，冻馁不足，苍生危窘，贫独流亡，其安民之策有如此者。德宗任卢杞之奸邪，盘固如山，祸乱屡作，而犹且不悟，知人安民果安在也？故贽之所言以致寇为群臣之罪，纳谏为帝王之德，一酬一诘，未尽臣下之能，君子小人必辩明而精审，知人之谟孰能出其右哉？断失于太速，察失于太精，寡恕多猜，祸难滋至，必使润泽洪而人心悦，安民之谟孰能出其右哉？呜呼，二子所陈，分别利害，条陈是非，载在青史，炳若丹青，有不可掩者。然撮其大略，不过知人安民而已。譬如兵家之书，千章万句，不离乎多方以误之之一句耳。使肃、德二君皆能虚己听纳，以成中兴之功，顾不伟欤！恭惟主上抚中兴之运，祸乱之变又甚唐室之季，然则知人安民之谟，诚今日之药石也。天下之士蒙被朝廷教育者久矣，行将淬砺词锋，展摩天劲翮，效一鹗之高翔。然后伏剑束书，直扣天阍，吐胸中之所蕴，如元、陆铺陈安民知人之谟，期不负所学而后已，不识先生以为然否？

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强弱，事机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无必定之规，亦无长胜之法。

万里曰：古今论御戎之策者，皆以严尤为至论，某以为不然。尤之言曰：「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至于上策，自古未有得之者」。来则有备，去不穷追，故宣王薄伐之师止于太原而已。此尤之所谓中策也。武帝虚内以事外，汉与匈奴更胜迭负，未尝不相当也。非晚年之悔，汉亦殆哉。此尤之所谓下策也。至于秦筑长城，征匈奴，匈奴未亡而秦先亡矣。此尤之所谓无策也。至于上策，古之圣人盖得之矣，而尤不足以知之。《书》曰：「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无怠无荒，四夷来王」。此非尧舜御戎之上策乎？盖其上策大概有四：曰修身，曰爱民，曰用人，曰立政。「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修身也；「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用人也；「疑谋勿成」，立政也；「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爱民也。四策备矣，又以「无怠无荒」朝夕策励以终之，如是则中国安强，主德无可议，国势无可窥，四夷安得而不来王乎？此尧舜御戎之上策也，而曰古无上策，尤策谋之士，无经术之学，顾何足以知之！

国家自禄山扇乱，肃宗中兴，撤边备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宁内难。于是吐蕃乘衅，吞噬无厌；回纥矜功，冯凌亦甚。

万里曰：自古夷狄之患，寇攘中国则有之矣，横行中国则未之有也。其所以能横行中国者，非夷狄之入中国，而中国之纳夷狄也。今有人居山而忧虎者，亦不过高其藩墙，固其门关，虎亦安能为害哉！不幸夜半而狼入其室，恍骇之间，无以制之，则开门招虎以制之，狼则去矣，虎可去乎？唐肃宗是已。天宝之末，禄山作难，明皇幸蜀，肃宗即位于灵武，欲先取两京，非不善也。然以中国之力取中国之地，何不可者？其患在于取两京而欲速，是故乞师于吐蕃，借兵于回纥，禄山则亡矣，两京则复矣，而吐蕃、回纥之祸不至于唐亡则不止，其过在于结夷狄以取中国也。虽然，误肃宗者，高祖也。高祖起义兵平隋乱，欲速取关中，是故用刘文静之策，假突厥之兵千有二百人、马二千，终高祖之世，无岁无突厥之寇，是以肃宗祖其遗策也。岂特误肃宗而已乎！石晋假耶律德光之师以灭后唐而得天下，不知夫灭唐者耶律也，灭晋者亦耶律也。结夷狄以取中国且不可，而况结夷狄以取夷狄乎？本朝御戎之道亦尽善矣，寇来则与之战，不来则与之和。与之战如真宗澶渊之役是也，与之和如列圣屈己而与之币是也。是以圣圣相承，中国承平者一百六十有六年，自汉唐以来未有也。惟宣和间听王黼、童贯之言，用赵良嗣之策，遣使自海道约金人以灭辽。辽则灭矣，而中国始有靖康之祸，此结夷狄以取夷狄之过也。至今劳圣主之忧，可不戒哉！

择将吏以抚宁众庶，脩纪律以训齐师徒，耀德以佐威，能迩以柔远，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议以安戎心。彼求和则善待而勿与结盟，彼为寇则严备而不务报复，此当今之所易也。贱力而贵智，恶杀而好生，轻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后动，俟其时而后行。是以脩封疆，守要害，堑蹊隧，垒军营，谨禁防，明斥候，务农以足食，练卒以蓄威，非万全不谋，非必尅不斗，寇小至则张声势以遏其入，寇大至则谋其大以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使其勇无所用，掠则靡获，攻则不能，进有腹背受敌之虞，退有首尾难救之患。所谓乘其弊，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中国之所长也。

万里曰：尧舜三代之后，御戎之策惟陆宣公得之。岂特唐可用也，至今可用也。

太子曰：「甚善，甚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