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卒】：772—846 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排行二十二。下邽(今陕西渭南)人，郡望太原(今属山西)。先世本龟兹人，汉时赐姓白氏。卒谥文，后人又称白文公。德宗贞元十六年(800)登进士第。十九年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宪宗元和元年(806)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盩厔(今陕西周至)尉，二年自集贤校理充翰林学士。五年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翰林学士，六年丁母忧去官。此数年为谏官期间，屡上奏章请革弊政，为宦官及旧官僚集团所切齿痛恨，其“惟歌生民病”之辉煌组诗《秦中吟》、《新乐府》即作于此时。十年六月，因上书论奏宰相武元衡被刺身死，主张捕贼雪耻，引起宦官及旧官僚集团不满，以越职言事之罪，自太子左赞善大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后转任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十五年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旋改授主客郎中、知制诰及中书舍人。穆宗长庆二年(822)七月，自中书舍人出为杭州(今属浙江)刺史。敬宗宝历元年(825)自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再出为苏州(今属江苏)刺史。在杭州及苏州期间，兴修水利，恤贫安民，深受百姓爱戴。后返长安，相继出任秘书监及刑部侍郎，愈感宦途险恶，乃于文宗大和三年(829)春辞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归洛阳(今属河南)，自此未再返回长安。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卒于六年八月，葬于洛阳龙门山。生平见李商隐《唐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左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及新、旧《唐书》本传。年谱有宋陈振孙《白文公年谱》、清汪立名《白香山年谱》，以今人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为详备。白居易为唐代著名诗人、散文家及文学理论家，与元稹齐名，并称“元白”，然白实胜于元，故宋人钱易称“白居易为人才绝”(《南部新书》卷三)。白居易之散文在唐代亦有甚高之地位，《旧唐书·元白传赞论》盛称其奏议为“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白居易之思想兼受儒、道、佛三家之影响，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之儒家思想实居主导地位，其早期“志在兼济”之讽谕诗乃其文学理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之实践，如《秦中吟》、《新乐府》组诗等均为讽谕诗之名篇，尤以《新乐府》五十首为最，不仅主题鲜明，措辞尖锐，且整体构架精巧缜密，体现叙事与议论之统一，突破“怨而不怒”之传统，描写人物形象细腻生动，确系诗歌领域一大创新。“元和体”之创制亦为白氏之重大贡献。所谓“元和体”，以作者个人言之，即包括其《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歌行、《东南行一百韵》等长篇排律及次韵相酬之作、流连光景之小诗，其中尤以“感伤诗”中之《长恨歌》、《琵琶行》，在当时已享“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之盛誉(唐宣宗吊白居易诗)，后世且誉为“古今长歌第一”(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五)。其余如“杂律诗”内景中寓情之《钱塘湖春行》、以白描手法见长之《问刘十九》等，皆能以小见大，以少胜多，成为千古传诵之名篇。白氏之作虽伤于“大露太尽”(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语言朴直，而其艺术特点乃“用语流便”(许学夷《诗源辨体》)，平易近人，章法变化多端，每能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用常得奇”(《艺概·诗概》)，“眼前能转物，笔下尽逢源”(张镃《南湖集》卷四《读乐天诗》)。晚年诗“极高妙”(赵令畤《侯鲭录》卷七引苏轼语)，愈益淡远旷达。许学夷复谓其诗“叙事详明，议论痛快，此皆以文为诗，实开宋人之门户耳”(《诗源辨体》卷二八)。总之，白诗之艺术境界须千锤百炼始能臻此，世以“轻率”讥之，实不足取。明江进之《雪涛小书·评唐》论白居易之历史地位云：“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意到笔随，景到意随，世间一切都著并包囊入我诗内。诗之境界，到白公不知开阔多少。较诸秦皇、汉武，开边启境，名曰‘广大教化主’，所自来矣。”白居易诗文全集向无注本。今人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最为完备。研究著作有陈寅恪《元白诗笺證稿》等。资料汇编有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全唐诗》存诗39卷，《全唐诗外编》及《全唐诗续拾》补诗38首，44句。

【生卒】：779—831 字微之，别字威明，排行九，洛阳(今属河南)人。北魏鲜卑族拓跋部后裔。八岁丧父，受异母兄排挤，随生母郑氏远赴凤翔，依倚舅族。贞元九年(793)以明经擢第。十九年，登书判拔萃科。元和元年(806)，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稹受知于宰相裴垍，任监察御史，勇于弹劾，得罪宦官权贵，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历通州司马、虢州长史。自裴垍去世，元稹政治上失去倚靠，转而依附宦官崔潭峻。元和十四年，回朝任膳部员外郎。次年，得崔潭峻援引，擢祠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承旨。长庆二年(822)，以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居相位三月，为李逢吉所倾，出为同州刺史，历浙东观察使、尚书左丞、武昌军节度使，卒于镇。其生平见白居易所撰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及今人卞孝萱所著《元稹年谱》。元稹为著名之传奇作家和诗人。其诗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风格相近，合称“元白体”。元稹诗歌创作中，乐府诗占重要地位。素推崇杜甫之创作，继承其“即事名篇”之精神，与李绅、白居易等一同创作新乐府。其后，又与刘猛、李馀一同创作“虽用古题，全无古义”、“颇同古义，全创新词”之古乐府。在元稹诗中，艳体诗与悼亡诗最具特色。前者大多是追念少时情人之作，后者则为悼念亡妻韦丛而作。在诗歌形式方面，“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元稹与李绅合撰《莺莺传》及《歌》，是贞元、元和间新兴之传奇体裁(参阅今人陈寅恪《元白诗笺證稿》第一章)。评者认为：“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此元、白较胜于韩、孟。”(清赵翼《瓯北诗话》卷四)元稹诗文合集，名《元氏长庆集》，《四部丛刊》本及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钞本较通行，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本《元稹集》较完备。注本有今人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全唐诗》编其诗为28卷。《全唐诗外编》及《全唐诗续拾》补诗10首，断句53。

【生卒】：821?—? 字复愚，长沙(今属湖南)人。幼孤，母姚氏抚其成立。会昌、大中间游岭南、东川各地。宣宗大中三年(849)自荆州获解，次年登进士第，时称破天荒。初授寿州从官，再补校书郎，皆不久即去职。大中末，任太学助教、集贤校理。懿宗咸通四年(864)因言事得罪，贬华阴令。累迁中书舍人、户部郎中。官至商州刺史，约卒于僖宗乾符间。生平事迹散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一一、陈寅恪《刘复愚遗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问题》(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及其自撰《先妣姚夫人权葬石表》(《关中石刻文字存逸考》卷四)。刘蜕工古文，文风奇崛，多愤激之言。著有《文泉子》10卷，已佚，明人辑为《刘蜕集》6卷。另《永乐大典》卷三一三四、《舆地纪胜》卷一五四收录刘蜕诗1首、断句2，《全唐诗外编》据之收入。

钱谦益（1582年10月22日—1664年6月17日），字受之，初号尚湖，又号牧斋，晚号绛云楼主人、蒙叟、东涧老人，又因其住址而称虞山、因其职位而称宗伯，直隶常熟县（今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人，万历三十八年探花。作为明末清初时期文学领域的集大成者，钱谦益引领文坛长达五十年之久。在政治上钱被视为东林党或复社人士钱谦益与东林党或复社皆有密切来往，但却遭周延儒排挤，入南明又依附马士英、阮大铖。。明朝时四次出仕，官至礼部尚书。后在南京降清，任礼部侍郎五个月，有“贰臣”之目。辞官后投入反清复明运动，为遗民义士接纳，更成为联络东南与西南抗清复明势力的总枢纽。后钱谦益的诗文被乾隆帝下诏禁毁。陈寅恪认为其是“复国之英雄”，“应恕其前此失节之愆，而嘉其后来赎罪之意，始可称为平心之论”，并称钱与其妻柳如是的诗文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三立（1858-1937） 字伯严，一字敬原，义宁州（今修水县）人。晚清维新名臣陈宝箴长子，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近代同光体重要代表人物。年少博学，不拘世俗，因深恶"八股文"，应乡试不遵八股文体，初选遭弃，后被主考官陈宝琛发现，大加赞赏，从落第卷中抽出选拔为举人。光绪十二年赴京会试中进士，授吏部主事官职。1924年４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徐志摩等由北平前往上海欢迎，邀至杭州，泰戈尔特地到净慈寺拜晤陈三立。1937年芦沟桥事变，曾言"我决不逃难。"平津继陷，日军欲招致三立，不应，侦探日伺其门，三立怒，呼佣持帚驱逐，自此五日不食，忧愤而死。1948年迁葬杭州牌坊山。为诗初学韩愈，后师山谷，好用僻字拗句，流于艰涩，自成"生奥衍"一派。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醇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其比。"有《散原精舍诗》及《散原精舍诗续集》、《散原精舍别集》，又有《散原精舍文集》十七卷。子衡恪为著名画家，寅恪为著名史学家。

陈师曾1876-1923.9.12，又名衡恪，号朽道人、槐堂、觭庵，江西义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生于湖南凤凰，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陈三立长子，陈寅恪之兄。曾留学日本，攻读博物学。归国后从事美术教育工作，1913年到北京，历任北京各大学教授。善诗文、书法，尤长于绘画、篆刻。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901年赴日本留学，次年因病归国，执教于南通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1916年，赴上海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5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證、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并称“五星聚奎”。1927年6月，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遗书中有“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之语。陈寅恪称其“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静安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著有《观堂集林》、《宋元戏曲考》、《曲录》、《人间词话》、《人间词》、《殷周制度论》等。

柳诒徵（1880-1956） 字翼谋，一字希非，晚号劬堂。镇江人。历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及图书馆学家。早年任南京江楚编译局编辑，曾任江南高等学堂教习、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地学部教员、东南大学国文史地学部教员，后主持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1948年获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教学期间更主编《学衡》、《史地学报》、《史学杂志》等学术刊物。在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坛，与北方陈垣、陈寅恪并称"南柳北陈"。有《历代史略》、《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等。

陈隆恪 1888-1956，字彦和，又作彦和，江西义宁人。陈三立次子，光绪三十年甲辰（一九零四），与陈寅恪一起考取官费留日，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财商系。先后任南浔铁路局局长、汉口电讯局主任、九江税务局主任、江西财政厅科长、秘书、南昌邮政储蓄会业局副理，解放后历任上海邮汇总局秘书、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有《同然阁诗集》。

字月涵，直隶省天津府天津县（今天津市）人。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并任校长。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邓广铭（1907-1998） 字恭三，山东临邑人。历史学家，1936年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毕业论文《 陈龙川传 》，深受指导胡适赞赏。曾任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系主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以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员、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唐宋辽金史的研究。提出治史入门四把钥匙：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受到史学界重视。尤工治宋史。有《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宋史职官志考正》（陈寅恪作序）、《宋史刑法志考正》、《岳飞》等。

回忆起来的话——为《归国谣》（词）、《无弦曲》（曲）代序 黄绮 词就是诗，故称诗余，不过它是长短句，而且在格律音韵方面比诗要讲究些。

五岁时开始学平仄四声和对对子。读《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不知是什么原因，也没有人告诉我哪些好，好在什么地方，而自己就喜欢“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一类句子，很快上口能背诵。清明节，父辈常带我去山谷祠（在安庆山谷祠街）祭祖，焚香烧纸，户尊族长对我说：“山谷公七岁能诗，你也应该学作诗。”我记住了这句话。稍长，去我的住在乡下的外婆家，坐民船（民间用的木船），经过大龙山（山较出名），我不自觉地脱口唱出“欸乃（船夫摇橹声）一声见大龙”的句子。我的二伯父说：“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韵味。”当时我不知道这两句诗的出处，问了伯父才明白。

我小时候读过私塾，但没有从过名师。私塾里有一位姓许的老师，给我讲解《千家诗》里黄庭坚《清明·七律》的“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两句，当时我们用的是一种极恶劣的木刻本，“雨”字错为“两”字，许教师讲：“雷雨后草木潮湿，两支脚踩在草上感觉到柔软。”回家，父亲检查所学的功课，我背诵到“两足郊原草木柔”时，父亲狠狠地问我“你学过对对子没有？‘两’能对‘雷’吗？”关于我念书的事，父亲从没有训斥过我。读大学时，先后才选了陈寅恪先生的“白香山研究”，刘文典先生的“温（温庭筠）李（李商隐）研究”，朱自清先生的“宋诗研究”等等课程。北大清华到了西南联大时（南开没有中文系），教授们常常“唱对台戏”，比如北大罗庸先生、清华闻一多先生都读过唐诗。学生们喜欢品尝同是一样的鱼肉经过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各有其独特处。我读的是语言专业，也选了文学组的课——语言组的学生选文学组的课，需要系主任批准，当时系主任是清华朱自清教授，他给了我照顾。西南联大系主任由北大清华两校教授轮流担任——我想要在文学方面成一个“美食家”。

待到读诗词专集时，诗读李白、杜甫；词读南唐二主、李清照、辛弃疾以及纳兰性德。专集逐渐加广，读完一家，摹拟几首，不管摹拟得似与不似，都大胆地试着写。把摹拟当做练基本功。但只能在一定的阶段可以这样做。直到芦沟桥事变，我下决心将摹拟之作全部焚烧了。随着时代的变异，过流离生活，要从头写作。第一首我用了词牌《归国谣》为题，“归国”取“日寇侵占我国之领土必将归还我国”之意。

到昆明复学，全国语言文学大师集中在西南联大，教师们研究语言的兼通文学，研究文学的又擅语言。我受他们影响极大。我写的诗词请教他们哪一位都行。游国恩教授看见我在参观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某教授昆明山水画展后写的词中有“江山有我才堪画”句时说“这是很好的爱国主义警句”，游先生在课堂上还以此句举例赞扬。我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生任助理时，和闻一多老师、朱自清老师住在一个楼上，朝夕见面，闻先生见我写的“离怀亲病犬，贫意护饥鹰”，他说：“有老杜之沉郁”，大概是指上句说的，我即时补说了一句“老杜无我之激扬”，意指下句。闻先生说：“我不主张青年人写旧体诗词，但我不反对你写。”我记得闻先生说过：“你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写的《广土》词很有侠气。”他非常欣赏“杀尽百僚须大醵，脱身笑入人群去”。我把我在昆明中学兼课时一个学生抄写我的词集请闻先生看，闻先生对学生一贯负责的精神令我敬佩，他非常认真，在我集子里用朱砂红笔加圈（此集解放后我送给我的学生李凌）。罗庸教授曾我填词代序（手迹尚存），推荐当时有正书局出版，后因集子中多有时忌语，未能付梓。朱自清教授多次在谈话时提到我写的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词句“九天另为分昏晓”。我喜欢白石和碧山的咏物，写过咏荷词，题为《为翠湖荷花写》，调寄《一萼红》，我的导师唐兰教授说：“既空灵脱俗而又不是谜语。”他用昆腔哼哼起来。读中文系三年级时，有幸得见当时词曲大师吴梅教授，我手抄两三首长调向他请教，他用了据说是丁母忧时蓝色印的八行信笺写给我一段话：“大作浑灏清空，锲而不舍，可入稼轩堂室”（文革时，此手迹丢失）。抄写的词可能是摹拟之习未除的作品。

毕业后，留校工作，写过一些艳词，女同学拿到女生宿舍，传抄背诵。牵动了感情，她们在宿舍里炖排骨汤约我去喝。

曾有人怪我不写“白话诗”。“白话”我喜欢，辛弃疾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不就是宋代的“白话诗”么？至于我们现在完全抛弃了中国汉语特有音韵美，文不文、诗不诗的创作，连文人一般都不懂，不知所云，实在不敢恭维。抗日战争胜利了，我试让“旧瓶”能膨胀能缩小装“白话新酒”，按曲牌写了些小令，称之为《无弦曲》。曲牌声韵接近词律的更爱填写。我与词曲家的传统观念不太一样，认为曲也是诗。用白话写的，就算是我的“白话诗”吧。

罗常培老师给我们学生讲“古音研究”课说：“你们五十岁前不要忙着出书，书出来，插在图书馆书架子上要永远拿不下来。”时隔半个世纪，言犹在耳。现在不可能得到罗先生的许可了，印了《归国谣》（词）和《无弦曲》（曲）合集，能不能上图书馆的书架子还不得而知，至于拿下不拿下更是以后的事。多虑，自己知道羞愧。

一九九五年十月写于石家庄夜吟馆

词曲是长短句的诗。我喜欢这种形式，青少年时期常有写作，反复吟诵，最易上口，以之代替音乐歌曲。

我在六岁时，开始学对“对儿”，“红花”对“绿叶”，“红日”对“白云”，多次得到家里大人的夸赞。以后逐渐由两字对增加到三字对、四字对以至五字对、七字对。过了不太长的时间，又要在对字的字音上加以讲究，就开始学平仄，当时的学习方法叫做“呼平仄”，所谓“呼”就是跟着大人顺口念平上去入。我家乡安庆方言有五个声调，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就能任人拿出一个字来而“呼”得很准。

在这个基础上，我读《千家诗》，似懂非懂地背诵。读多了，顺着上下文义作比较，理解的能力因之慢慢提高，自己对诗的爱好更加深了。

入初中时，读《唐诗三百首》。偶尔写几旨，作为一种“作业练习”，交给老师看，老师鼓励我写。但初中、高中都赶上当时的“会考”，不敢在写诗词上多花时间和精力，写得不多，现在也都忘了。

“七七事变”起，我大学尚未卒业，流离于湖南、贵州。在贵阳住了将近半年，从行囊中检出《宋六十名家词》，详读—过。先是读完一家，仿写一家，仿作保存一段时间，检验自己有无进步，然后开始写“自己的诗”。从离开放乡时写起，用了“归国谣”的词牌。我赋予“归国”以两个新的意义，一是日本一定要归还我的故国：二是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能归故乡。提起笔来，一气写成十首——这部选集里选了三首。现在正好拿“归国谣”作这个选集的名称，以示当日似有所逆料者。

此后，我自己定了一个主旨：“摆脱摹拟，不居人后。”我认为不同风格的诗，好象各个人的面貌一样。天下绝对没有两个西施，纵使西施有孪生，也必有不尽似处，至死不做使人见之欲呕的效颦人。

到昆明复学，学语言文字专业，于诗道较远，但课余写作更多，我是坚持一条“经常工作的业余、业余工作的经常”原则而写词的。

好用“白描”手法，不愿用典，常得前辈吴梅先生的鼓励。先生住昆明，抱病，喑不能作大声言语，用仿古信笺写了这样几句话送给我：“大作浑灏清空，兼擅厥长，锲而不舍，可登稼轩堂室。”我记住他的“锲而不舍”这句话，胆子更壮了，意志也更坚了，于是兼选了文学组的课，选学了朱自清先生的《宋诗研究》，闻一多先生和罗庸先生的《唐诗》，刘文典先生的《温李研究》，陈寅恪先生的《白香山研究》。大学毕业留校，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帮着闻一多先生整理《楚词校补》，同时把《全唐诗》读了一遍。广闻讲授与多面阅读相结合，思路开阔得多了。有人说我写的词，能不避市侩语、才子语、冬烘语、壮士语、痴汉语，一洗“载道”的恶习。这些话可能反映了我正在努力打破全唐两宋诗词人的老框框。是否能彻底打破，当时不敢过于自信。

爱祖国河山，写了不少的山水词；年少飘零，抒发了不少的离怀别绪；对大后方的白色恐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为；向往解放区的心情，用了比喻和梦想的说法来 寄托；其他如爱情，也大胆而细腻地写了一些长调和小令。如：《村居有感》（玉楼春）的“开窗还欲更推墙，坐看山河情不伪”；《乞居》（临江仙）的“离怀亲病犬，贫意护饥鹰”；《寻真》（鹧鸪天）的“一心欲壮偏宜夜，万物看成独爱春”；《荒村》（鹧鸪天）的“忽闻瘦马嘶风苦，独忆长征一世雄”；《眸子》（虞美人）上半阕的“愿抛骨肉得群亲，没世不求羽化乐为人”，下半阕的“此中自可达真情，独见艳阳分暖万花争”；《地载》（虞美人）的“此身地载不他劳，来去竟逢怒眼若藏刀”；《广土》（蝶恋花）的“杀尽百僚须大醵，脱身笑入人群去”。等等句子，刚刚脱稿，就被最知己的同学抄去。在当时，有的词曲，是不敢公开拿出来的，如：《寇至》（生查子）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的逃跑主义，以及《无弦曲》中不少讽刺和指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小曲都是，零篇分散地夹在一些不引人注目的破旧书里保存下来了。罗庸先生曾经劝我出一个词集，并且为我填了一首词，他亲手把这首词装订在我的词稿前以代序，那时怎么有可能付印呢？罗先生未免有些书生气。

词，是由“七七事变”开始、到大学复学以前为止的第一阶段和大学复学以至研究院读书的第二阶段所写的作品里选出的；曲，是在日本投降后直到我的故乡即将解放时期所 写的作品里选出的。词多曲少。由填词到写曲，是有个探索过程的。常常听说：“病走原道儿”，在洗手不作旧词以后，没有几年的工夫，又犯了老毛病，肚子里憋得很，真是有点儿难受，不得不说，说出来还想求得“形美言微”，于是只有唱唱老调儿，写了一些长短白话的句子，有时更夹杂了方言俗谚以及外国语在里面。只求顺口，念出来，唱出来，能听懂就行。在每首题目下，仍依填词旧例，赘上一个牌名，让它似曲非曲，因此，曲集题名为《无弦曲》。旧瓶装新酒，酒昧恐怕要变。但自知犯大不韪，亦是无可奈何。找“形式”的出路，仍是次要的吧。

选的词曲，特别是词，都是青年时期的作品，写了我生活史中的一个片段——时隔三十多年，甚至四十年以上了。现在把它整理选些出来，仅以帮助回忆我自己是如何走过来的。

先容我借他人高论一用。

顾炎武语录：“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如此者可以言诗也已矣。” 集黄仲则诗：“只知独夜不平鸣，更值秋来百感并。一日尚存休灭性，不妨明日有狂名。” 龚自珍语录：“……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书汤海秋诗集后》）” 集龚自珍诗：“幽光狂慧复中宵，尘劫成尘感不销。赖是小时清梦到，四厢花影怒于潮。” 陈寅恪语录：“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鲁迅语录：“古之诗人是有名的‘温柔敦厚′的，而有的竟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你看够多么恶毒？更奇怪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哩，好象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后人能使古人纯厚，则比古人更为纯厚也可见。清朝曾有钦定《唐宋文醇》和《唐宋诗醇》，便是由皇帝将古人做得纯厚的好标本，不久也许会有人翻印，以‘挽狂澜于既倒的。′″（《古人并不醇厚》见《花边文学》） 郁达夫语录：“讲到了诗，我又想起我的旧式想头来了，目下流行著的新诗，果然很好，但是，像我这样懒惰无聊，又常想发牢骚的无能力者，性情最适宜的，还是旧诗，你弄到五个字，或者七个字，就可以把牢骚发尽，多么简便啊！” （《骸骨迷恋者的独语》） 聂绀弩语录：“旧诗适合表达某种情感，二十馀年来，我恰有此种情感，故发而为诗；诗有时自己形成，不用我做。″（《＜散宜生诗＞自序》）“我作诗只是一种文字游戏，说得漂亮一点，是一种不须惊动别人而自得其乐的文字游戏。″（《＜散宜生诗＞朱正注本后记》） 邵燕祥语录：“……而打油诗之所以为打油诗，不管各家风格迥异，其关注民生，直面现实，疾恶如雠是一致的；可以说，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正是这些打油诗的灵魂。″（《当代打油诗丛书弁言》，见《夜读札记》广东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一月第一版）。全文参看本书“附录″） 钱理群语录：“……耐人寻味的是，这类打油诗的变体（何按：指周作人创作和议论过的“杂诗″一类），竟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而且一直影响到八九十年代的旧体诗创作。其首屈一指的代表诗人，自然是聂绀弩。人说他‘以杂感为诗′，正是承继著鲁迅、周作人那一路的。他自己则一再表示‘微嫌得句解人稀′，舒芜认为这是‘要与传统的诗学严格划清界限，怀疑别人是否懂得这个界限，是否仍然用了传统的标准来肯定他赞美他。′被称为‘聂体′的打油诗是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徵的。在那‘史无前例′的黑暗而荒谬的年代，人的痛苦到了极致，看透了一切，就会反过来发现人世与自我的可笑，产生一种超越苦难的讽世与自嘲。这类‘通达、洒脱其外，愤激、沉重其内′的情怀，是最适于用‘打油诗′的形式来表达的。聂绀弩与同时代诗人（这又是相当长的名单：杨宪益、李锐、黄苗子、邵燕祥……等等）的试验證明，‘打油诗′的形式，既自由又随便，为个人的创作留下了比较大的空间，又便于表达相互矛盾，纠缠的复杂情感、心绪，具有相当大的心理与感情的容量。尽管它需要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但我想，在我们这个充满矛盾的处于历史转型期的时代里，打油诗体是可能具有更大的发展前景的。（《２０世纪诗词：待开发的研究领域》见《全国第十四届中华诗词研讨会论文集》）。

当了一次“文抄公″，套用文天祥《集杜二百首?自序》中的话来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各家“先代为言之″，且奇警精辟、生动传神，只好照录可也。

在下医馀为诗，正如聂翁所说的：“只是一种文字游戏″，“旨在自娱″。关于诗的游戏论，在我心中思之已久，正好借此处一吐为快。荷兰约翰?赫伊津哈在《游戏人》书中有《游戏与诗》一章系统地论及这个问题，哲语连珠，全面详尽。但西方之说与中国国情终有隔阂，比他早一百多年，清朝诗人张问陶已有一首七绝道破玄机：“想到空灵笔有神，每从游戏得天真。笑它正色谈风雅，戎服朝冠对美人″。之后，又有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道：“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并进而说：“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此其所以为天才游戏之事业，而不能以他道劝者也″。王国维所论之“文学″当然包括诗在内，而且诗是文学“大家族″中最重感情者。古今中外各家的游戏说，我的理解是可归结为“童真″和“缘情″。童真，“六九童心尚未消″是诗家的最高境界；缘情，出自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一提到“诗缘情″说，人们自然会想到“言志″和“载道″。历代封建统治者均看到诗在社会有一定影响力，为了为己所用，他们把“言志″、“载道″的真善内涵抽去，而不断地塞进皇家的私货，改制成两把枷锁，堂而皇之地套在诗身之上；另诱以科举功名，压以文字大狱，就像一把双锋利剑，欲令天下诗人尽入彀中，于是应制诗年年不绝，代代无穷。后又有“服务论″，诗成了服务小姐，“顾客″便是上帝，要察颜观色，到头来只能唯唯诺诺，莺歌燕舞，供上一笑。后更有“工具论″，诗变得更加可怕了，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舆论工具″之一，如此，“为诗欠砍头″（陈寅恪句）随时地威胁著诗人的心理，这种充满著血腥味的危险的“游戏″，当然是儿童不宜的了，更何来无忌童言。总而言之，各家所说的“游戏″是指心灵的游戏，诗词既然是心灵游戏，尘世当大赦之，不要让它去“服务″，去投其所好，也无涉功利，要还诗人心中一个儿童乐园，还诗人一角自由天地。任情率真，无拘无束，“来不可遏，去不可止″（陆机《文赋》），钱理群所评的“打油诗″正是这种境界。拙诗道：“我爱诗真略带油″。

现在，请来看看本书封面，此乃诗书画印大家林锴兄设计的，上书“杂花生树，乱石崩云″八个大字，是我撰的集句联，“杂″“乱″两字正好借来形容我这卷“打油诗″。“杂″，朋友们可理解为“杂诗″、“杂文″、“杂家″、也可以看作是“杂货摊″。此外，“杂花″也是野花，我写诗既非家传，也无师承，纯属自通自娱，带有点野性不足为奇也。至于“乱″，吾诗不言“志″，不载“道″，不入“温柔敦厚″囿内，不衫不履，无教无法，“情之所至，诗词自来″而已，上述种种，是不是“乱″了套？但祈读者不会联想到那段著名的最高指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中的“乱″字，善莫大焉！

清入张潮道：“人生必有一桩极快意事，亦不枉在生一场；即不能有其事，亦须著得一种得意之书，庶无憾耳。″现《点灯集》编成在此，对上述诗文议论有兴趣的朋友们不妨一读。龚自珍知交魏源曾有信给他进忠告：“常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不择言之病″,吾诗亦有，愧无良药，只好由它。但香港大学教授周锡韦复兄来信竟道：《点灯》诸诗“口没遮拦，生动而过瘾”、并不以“口不择言″为病，反以为佳，他的说法亦是很多朋友的观点，可见时代不同了。历史在进步，拙诗道：“友尽与时俱进者″，此所谓也。

是为自序。

二零零三年于点灯书屋

昔义宁陈寅恪先生读岑仲勉文竟，慨然语陈援庵先生曰：『此君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斯虽朋辈间一时兴到之言，究其实，要非逞臆之谈。江淮、黄河流域云云非敢论列，若南学后来居上者，固较然明矣。盖海通以还，岭表与外洋荡摩，影响所及，粤人穷则思变，每能凿空创辟，开华夏一代风气。经济如此，学术如此，即诗词何莫如此。夫穷则思变暨于诗词，抑末矣，而实有至精者在。

盖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经济其粗焉耳，唯文化允执其精，诗词尤精焉者。第此精焉者，至晚近以佞古过甚寖微。夫诗若词，根极风骚，可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关乎国之兴衰，吾民族精神实寓焉。诗道而微，则民族精神奚寓？值此寖微之际，有人焉，以『诗界革命』为天下倡。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以新名词写新事物，于一味拟古徒存躯壳者外开径独行，自辟异境，足以式多士而起后学，是不啻化诗坛之腐朽为神奇矣。其首功者，厥为粤人梁卓如、黄公度二氏。此粤人穷则思变一也。新文化运动起，陈、胡辈谥诗词为『骸骨迷恋』；鼎革以还，并此『骸骨迷恋』亦鲁莽灭裂之，国人几不知诗词为何物，举禹域率入于椎鲁不文之境，民族精神云乎哉！际此存亡绝续之交，复有人焉，于羊城创刊《当代诗词》为天下倡，海内向风承会，驯致社刊林立，诗词复兴终成燎原之势，一发而不可遏。是不啻于传统诗词运命肉白骨而起死生矣。尸其首功者，厥为粤人李汝伦氏。此粤人穷则思变二也。虽然，犹有憾焉。三十年来，诗词复兴为量也而非质也，弥望黄茅白苇，求一精思健笔、闯然入于古人之境者盖寡。当此大雅不作之时，又有人焉，以举办国诗大赛为天下倡。斯国诗大赛者，以复兴传统诗词雅韵正声为鹄的，藉唐宋以降科举矩矱为形式，延聘诗词名家足孚众望者为主考官。赛事公开透明，避俗若浼，一以遴选高材俊彦为指归。夫诗词大赛众矣，至考选严格、品位高雅如斯者，则绝无仅有。是不啻于诗词之道拨微行而反之于康衢矣。尸其首功者，厥为粤人林英男氏。此粤人穷则思变三也。迄今岁，国诗大赛已举办三届。凡入彀者率能茹古含今，与时下大赛所选相去何止霄壤。继是以往，国诗大赛蝉联续办，真积力久，岂独焜耀南纪，抑将影响华夏诗坛至深且巨。噫！振大汉之天声，张民族之精神者，非在斯欤？义宁岂虚言哉！

曩林先生尝以所著《平沙集》见惠，余受而读之，觉古近体诗挽硬盘空，奇肆奥衍，如商彝周鼎，令人气慑而不能下。近复惠《平沙续集》，则诸体渐化奥博为疏隽，时于下笔迟重绝伦处见飞扬踔厉之概。是真能抗古杰立，日新又日新者。因悟国诗大赛岸然负异于俗尚，非无由也。盖先生家学渊源，广汇懋蓄，卓然诗词名家。夫以诗词名家而举办国诗大赛，宜其能悉衷大雅，度越恒流，超然指向上一路。《诗》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林先生有焉。兹以读《平沙续集》，忆义宁语，兼及国诗大赛，而发其覆如此。并世君子，倘以为然乎？是为序！

乙未八月于桐城

刘斯奋，1944年生，广东中山人。196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省文联第五届主席，中国文联第六届全委。著有《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苏曼殊诗笺注》、《黄节诗选》、《周邦彦词选》、《姜夔张炎词选》，编著《唐宋诗词彩图辞典》、《岭南三家诗选》（与周锡䪖合作）等。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三部曲：《夕阳芳草》、《秋露危城》、《鸡鸣风雨》分别穫广东省第二、四、六届鲁迅文学奖，第一、二部穫中国作协第四届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