仵墉（1870年—1947年）字崇如，陕西蒲城人。清朝及中华民国政治人物。清朝光绪二十年（1894年），仵墉中举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进士；同年闰五月，著交吏部掣签分发各省，以知县即用。历任直隶省乐亭县知县、长垣县（今属河南省）知县、祁州（今安国县）知州、安州（今安新县）知州、沧州知州、滦州知州。中华民国成立后，仵墉历任昌黎县、饶阳县、长垣县、赵县、霸县、临榆县（今属秦皇岛市）县知事、县长等职务。在清末民初前后共任知县、知州、县知事、县长28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时任临榆县县长的仵墉由张学良荐任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因察哈尔省主席兼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赴前线督师，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12日，仵墉被国民政府令暂代察哈尔省主席。任内仵墉赴北平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请示，后来留在北平未归，任北平市政府参事。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仵墉辞去北平市政府参事职务，在家闲居，并拒绝了到满洲国做官的邀请，后称病入住医院。日军进入北平后，强占了其位于钱粮胡同的住宅，仵墉乃令家人在北平西城租房居住。在此期间，他与尚节之、贾佩卿、陈紫伦等朋友结成“龙亭会”，每周六在北海五龙亭聚会，创作诗词，后又改在其家聚会。抗战期间，仵墉一家生活十分困难，儿子49岁便病死，但他仍对家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宁可全家饿死，决不受日伪一粟一缕！”抗日战争胜利后，仵墉失明，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冬返回了陕西蒲城贤坡村。次年春，胞弟病逝，仵墉悲痛生病，于当夏病逝。

商衍瀛（1871年6月11日—1960年），号云亭，又号蕴汀，男，广东番禺人，属汉军正白旗。光绪甲午科顺天乡试第184名举人，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进士，殿试二甲第十八名。同年闰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工书法。曾为皇后婉容之师。宣统元年（1909年）任京师大学堂高等科监督。民国初曾参与《清史稿》的编写，任协修。溥仪《我的前半生》中曾提到：“我在婚礼之后，挑选了几个我认为最忠心的，最有才干的人，作为我的股肱之臣。这就是郑孝胥、温肃、柯劭忞、王国维、商衍瀛等，分别给予南书房行走等官衔”、“我（溥仪）欲借日本之力必得关东之心。因此，我就从奉系里寻找张作霖的旧头目们，为我复辟使用。有个叫商衍瀛的遗老，是广东驻防旗人，从前做过翰林，当时是东北红字会的名人，这时出来给我活动奉系的将领。因为张学良已明白表示了要与蒋介石合作，所以商衍瀛进行的活动特别诡秘。简要地说，这个活动并没有结果。”曾为张勋的文案。1932年任满洲国执政府秘书兼内务官，1934年任宫内府内务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曾担任副馆长。在《文史资料》中发表过《珍妃其人》一文。

蒋介石（1887～1975） 现代政治人物、国民党政府首脑。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国民党总裁、二战时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对中国近现代史进程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1932年秋，曾携宋美龄、孔祥熙等游览蛇山黄鹤楼故址，称黄鹤楼为“千古名胜”，主张“应予重修”，随后王葆心受邀起草了《重修武昌黄鹤楼募资启》公告各界。1935年春，蒋介石在武汉行营主任张学良、湖北省主席张群陪同下参观了新落成的蛇山大首义公园，并在抱膝亭古楼铜顶前合影。

袁克文（1891-1931） 字豹岑，一字抱存，号寒云、龟庵。河南项城人。袁世凯次子。好研究金石古钱，工书，能诗词，昆曲名票。好藏书、古玩，精于鉴赏，曾与傅增湘、徐森玉、周叔韬等交往，研究版本、文物。对所收藏宋巾箱本《周易》、《尚书》、《论语》、《孟子》等八种尤为喜爱，辟"八经室"贮之。民国时与张学良、张伯驹、傅侗称"四大公子"。父死后久旅上海，变卖所藏为生。有《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廿九种》、《古钱随笔》、《圭塘唱和诗》、《围炉倡和诗》、《寒云诗集》、《寒云词集》。所写掌故、笔记如《辛丙秘苑》、《洰土私乘》等颇多独特之资料。

张伯驹（1898-1982） 字家骐，号丛碧、春游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张锦芳子，过继伯父张镇芳。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称“民国四大公子”。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有《张伯驹词集》、《丛碧词话》、《红毹记梦》等，与黄君坦合著《清词选》。

张伯驹(1898-1982)，字家骐，号丛碧，北洋军阀元老张镇芳之子，是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的表弟。书画家，收藏家，对戏曲，诗词各方面都有登峰造极的水平，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合称民国四公子。一生致力收藏古董文物，为了不让国宝流落国外，不惜倾尽家财，变买房产，甚至夫人的首饰，从文物商贩手上购回不少稀世国宝字画，包括被尊为中华第一帖的晋陆机(平复帖)，国宝中之国宝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是传世最早的卷辐画，还有宋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雪江归棹图卷)，李白(上阳台帖)。他购古文物绝不是待价而沽，他认为金钱有价，国宝无双，绝不能落入洋人外邦手中。他一生淡泊名利，不愿当官。解放后，他先后将平生购下的珍贵文物捐献给回国家收藏。可惜的是这位倾囊捐献的张伯驹，也难逃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被打成了当然的牛鬼蛇神，发配到农村去劳动改造。遗憾的是他最终没有得到国家相应的回报，1982年2月，张伯驹患病进了北大医院，被院方认为不够级数，拒绝为他更换到较舒适宽敞的病房疗养。这位千金散尽为国藏国宝的大收藏家鉴赏家终于离开人世。据说张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医院门口叫骂：“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近代著名学者，红学家周汝昌对张伯驹的词推崇备至，在丛碧词写跋说道：如以词人之词而论，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殿后，把他与李后主相提并论，可见将他词放在何等崇高地位。其序云：欲识先生之词，宜先识先生其人，词如其人，信而可徵。我重先生，并不因为他是盛名的贵公子，富饶的收藏家。一见之下，即觉其与世俗不同，无俗容，无俗礼，讷讷如不能言，一切皆出以自然真率。其人重情，以艺术为性命。伉爽而无粗豪气，儒雅而无头巾气。当其以为可行，不顾世人非笑。不常见其手执卷册，而腹笥渊然，经史子集，皆有心得，然于词绝少掉书袋，即此数端，虽不足以尽其为人，也可略觇其风度了。因此之故，他作词，绝不小巧尖新，浮艳藻绘，绝不逞才使气，叫嚣喧呼，绝不短钉堆砌，造作矫揉，性情重而气质厚。品所以居上，非可假借者也，余以是重其人，爱其词。伯驹先生的词，风致高而不俗，气味醇而不薄之外，更得一“整”字，何谓“整”？本是人工填词也，而竟似天成，非无一二草率也，然终无败笔此盖天赋与工力，至厚至深，故非扭捏堆垛，败阕百出者之所能望其万一。如以古人为比，则李后主，晏小山，柳三变，秦少游，以及清代之成容若，庶乎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