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1562年4月24日—1633年11月8日），字子先，号玄扈，圣名保禄，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明朝末年儒学、西学、天学、数学、水利、农学、军事学等领域学者，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于崇祯朝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任上病逝于北京。谥文定。徐光启是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事业的先驱之一。徐光启支持实学，在西学东渐，引进西式火器和发展明军炮兵抵御后金，引种和推广番薯、良种水稻等高产抗逆作物等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徐光启最著名的事迹之一是他与利玛窦合作汉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6卷，其中译定的一些重要术语沿用至今。此外，他亲自或组织他人与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合作编译了其他一系列汉文西书。徐光启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尽晚年心血的主要工作是编纂集中国古代农学之大成的《农政全书》和系统介绍西方古典天文学（主要是第谷体系）理论和方法的《崇祯历书》name="崇祯历书"等百科全书式巨著除了徐光启及其门生、合作者编著的《农政全书》（1639年刊行）、《崇祯历书》（1634年完成）、《徐氏庖言》等以及编译的《天学初函》、《泰西水法》、《坤舆格致》等，明代重大的科技文集还有：火器全书《火龙神器阵法》（1403年），朱橚等编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方剂书《普济方》（1406年），朱橚著《救荒本草》，李时珍著药物全书《本草纲目》（1578年），朱载堉著《乐律全书》、《律学新说》（1584年）、《律历融通》、《算学新说》，程大位著《算法统宗》（1592年），屠本畯著水产书《闽中海错疏》（1596年），潘季驯著《河防一览》，陈实功著《外科正宗》（1617年），茅元仪等编大型军事类书《武备志》，宋应星著技术全书《天工开物》（1637年），徐霞客著《徐霞客游记》（1640年），吴有性著《瘟疫论》（1642年），方以智著《物理小识》（1643年），熊明遇著西学东渐笔记《格致草》，孙云球著光学仪器专著《镜史》（已佚）等；而明初官修的《永乐大典》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徐光启还著有军事文集《徐氏庖言》和数量可观的天主教传道护教文章。徐光启病逝后，此前由李之藻辑大量徐光启译著等成丛书《天学初函》刊行。在西学方面启蒙于郭居静、受教于主要合作者利玛窦，徐光启深感中国传统学术于逻辑的严重欠缺和中国数学的停滞落后，因而高度重视演绎推理，以数学为着力点，倡导数学的研习、普及和应用；同时，他以理论指导实践，长期身体力行地进行天文、水利、农业等方面的科学实验和测量以及天文望远镜、西式火炮等的制造，归纳总结实践经验。徐光启生活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与培根、伽利略、笛卡儿等西欧学术名家同时代且并驾齐驱，在一些方面或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徐光启逝世300周年时，竺可桢于1933年发表《纪念明末先哲徐文定公》一文；又于1934年发表《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文中比较了徐光启和英国近代实验科学的倡导者弗兰西斯·培根这两位同时代的高官学者，认为徐光启在科学思想、科研实践、科研组织、品行声誉、政绩效果等方面均胜于培根。。在对待西学和西方文明的态度问题上，远早于且不同于清末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中体西用”等思想，徐光启不仅试图组织人才队伍在道理和技艺各层面虚心学习和利用西方优秀文明成果（“博求道艺之士，虚心扬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还提出了逐步而全面地理解、融汇并超越（“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发展路线。徐光启希望以“修身事天”的基督教信仰匡救时弊，挽回世道人心，“补儒易佛”，改良中华文化。徐光启是罗马大公教会汉传开教之初的教友领袖和护教士，是中国基督教史上影响力最大、官位最高的奉教士大夫，被称为中国天主教「圣教三柱石」之首。1933年，徐光启被圣座宣告为“天主之仆”，启动列真福品案；2010年前后，利玛窦、徐光启列真福品案分别重启。

顾文彬（1811年—1889年），字蔚如，号子山，晚号艮盦，江苏元和（今苏州市）人，进士出身。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进士，授刑部主事。顾文彬为官清廉，但因道光年间汉臣不得重用，一直没有受到提拔。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四起，兵祸延绵各省，清廷被迫起用汉臣平乱。咸丰四年（1854年），顾文彬升为福建司郎中。咸丰六年（1856年）湖北军情告急，授顾文彬补湖北汉阳知府，一年后又擢武昌盐法道，成为湖广总督官秀峰的幕僚军事，主管战时经济等事。 1861年，太平军攻陷苏州，顾文彬举家迁往上海。当时上海形势亦然危急。清廷自顾不暇，困居在上海的官绅只能联合自保。顾文彬被公选为代表办团练。他联合苏州知府吴云、冯桂芬等地方官绅建立“中外会防局”，后又提议向李鸿章的淮军请求增援。他与吴云等筹措经费20多万两，排遣船只到安庆迎接李鸿章的救援部队。在李鸿章和上海租界里的西方势力联手下，上海终于解围。湖广总督官文（字秀峰）很欣赏顾文彬，诚邀他回到湖北共事，但遭顾文彬婉拒。1864年夏天，顾文彬举家从上海迁回苏州铁瓶巷。此后数年一直忙于家族事务。同治九年（1870年）江苏巡抚丁日昌的极力推荐下，出任浙江宁绍台道，治理浙东沿海腐败横行的现象。3年后顾文彬再次辞官，之后彻底离开官场。

【介绍】： 清江苏无锡人，字子勤。道光二十六年举人。在京师授徒甚久，从梅曾亮问古文义法，又得冯桂芬指点经学。后还故乡。咸丰间避兵乡间，暴病而卒。有《古杼秋馆遗稿》。

1849-1931，原籍是浙江绍兴，后来入籍江苏长洲。字兰裳，又字鞠裳、鞠常，自署“歇后翁”，晚号“缘督庐主人”。叶昌炽是清末著名藏书家和金石学家，是第一位确认出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宝藏价值的人。叶昌炽早年就读于冯桂芬开设的正谊书院，曾协助编修过《苏州府志》。1889年应试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入京任职于国史馆、会典馆等处。1902-1906年担任甘肃学政，在1906年由于清朝废除科举、因而也就废除主管科举的学政之官时被撤职。叶昌炽学识渊博，著有《语石》、《缘督庐日记》、《藏书纪事诗》、《滂喜斋藏书记》等书。有《奇觚庼诗集》

汤寿潜（1856年7月3日—1917年6月6日），字蛰先（一作蛰仙），人称汤蛰老，浙江省山阴县天乐乡（今属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祖籍福建闽县（今属福州市）。汤寿潜是清末民初实业家和政治活动家，早年投身维新变法和立宪运动，晚年在保路运动中领导浙江铁路公司成功反抗清政府出卖利权，并在后来的辛亥革命中一度领导浙江革命，担任首任浙江都督，张謇称其“夙以时务致称，晚以铁路见贤”。光绪十四年，乡试中举，名列正榜第六，次年考取内阁中书，并结识毕生好友张謇。光绪十六年（1890年）4月，汤寿潜发表《危言》。在《危言》中汤寿潜主张迁都长安、设立议会、废除八旗、兴办铁路，社会回响强烈，多次再版，“时人以比唐甄、冯桂芬”，翁同龢还将这本书推荐给光绪帝。同年，他离开山东张曜门下，北上参加科举会试，落榜后到上海带领一群考生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光绪十八年（1892年）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3年后期满，初授山西乡宁县知县，因请求方便回乡照顾双亲改派到邻省安徽青阳县、。赴任之前的3月18日，翁同龢召见汤寿潜，两人促膝长谈，翁同龢在日记中称汤寿潜“必为好官”。4月，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维新派开始在全国开展。汤寿潜做了3个月县令就因为父母病重辞官回老家，接着到金华丽正书院（今金华第一中学）担任山长，推动教育“讲求实用之学”，门下许多学生后来都参加了辛亥革命。同年，汤寿潜会同张謇加入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注 1]。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百日维新中，汤寿潜当时在浙江巡抚廖寿丰府中充当幕僚，光绪帝于5月、7月两次谕令廖寿丰传召汤寿潜，汤寿潜都以母亲病重为由请求暂缓，9月慈禧发动政变推翻变法，此事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