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余所居临皋亭下，乱流而西，泊于樊山，为樊口。或曰「燔山」，岁旱燔之，起龙致雨。或曰樊氏居之。不知孰是？其上为卢洲，孙仲谋汛江，遇大风，柂师请所之。仲谋欲往卢洲，其仆谷利以刀拟柂师，使泊樊口。遂自樊口凿山通路归武昌，今犹谓之「吴王岘」。有洞穴，土紫色，可以磨镜。循山而南，至寒溪寺。上有曲山，山顶即位坛、九曲亭，皆孙氏遗迹。西山寺，泉水白而甘，名菩萨泉。泉所出石，如人垂手也。山下有陶母庙。陶公治武昌，既病登舟，而死于樊口。寻绎故迹，使人悽然。仲谋猎于樊口，得一豹，见老母，曰：「何不逮其尾」？忽然不见。今山中有圣母庙。予十五年前过之，见彼板彷佛有「得一豹」三字，今亡矣（《苏文忠公全集》卷七一。又见《名山胜概记》，《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一二三、山川典卷一五四，光绪《武昌县志》卷一。）。

臣检准庆元令，诸监司守臣到任半年以上，各具便民五事开奏。臣猥以驽劣，蒙恩擢守豫章，实兼江右帅事。窃伏惟念，朝廷列置帅臣于诸道，以总统兵戎为职，时平无事，则欲其建威销萌，震警奸宄，使盗贼不敢窃取，一有警急，则整齐一道之众，惟上所使，若臂指然。非如列郡守臣，独以莅狱讼，治财赋为称职也。臣观大江之东，绵地数千里，其北则江州、兴国，控扼江西，实当光、黄之冲；其南则赣、吉、南安，林峒邃密，跨越三路，奸人亡命之所出没，自馀郡邑小民，亦皆轻悍好斗，杀人于货之盗，在在有之。臣尝妄论，凡任帅职者皆当以治兵为先，而帅江右者尤当以治兵为急。故自到官以来，凡事关军政，率不敢后。然人情蹈常袭故，往往视为内地，语及武备则哂其不切，虑及江面则指为过忧，缮治城堞则曰不必徒费，督责将佐则曰毋庸多事。独不知朝家建牧之意，将假以爵秩，姑崇帅臣之虚名耶？抑将整军修戎，屏翰王室，责以帅臣之实职也？昔唐曹王皋观察江西，裒兵大选，群能著职，遂能挫李希烈之锐，使不敢南窥江淮。绍兴初，李纲为本道安抚制置大使，整治城郭，围结军伍，威声隐然，群盗相继败降。如皋如纲，始可谓不负朝廷之委寄矣。臣虽不材，无能为役，顾区区平时愿忠朝廷，尽瘁职业，则于二臣之事窃有志焉。故今所陈，一以治兵选将、缮城弭盗为请。其间有因本道利害而因及他道者，事势相关，不容不尔，伏惟圣明采择而施行之。

一、臣闻自昔外有敌国之虞则内必有盗贼之警，故诸葛亮与魏相持而孟获畔泸南，刘裕举兵北伐而卢循犯建业。二者之患，常相因而起，一于禦外则盗贼得以乘吾之虚而为根本之害，一于备内则敌国得以伺吾之隙而为疆埸之忧，其为患均也。然敌国在外，所攻者吾之头目，其来也可知；盗贼在内，所攻者吾之腹胁，其发也不可测。故亮必先平南方，然后经营北讨，裕能灭燕入秦，而几无以制徐道覆之谋，然则盗贼其可忽哉？国家南渡以来，州郡之兵日以削弱，一方有警，必移大军，然后尅之。往者李全之乱与近岁赣、吉、南安之扰，皆取办于此。然使疆埸无虞，则举备外之兵以平内寇，其谁曰不可？今边事方兴，撤备无日，沿江诸军，列戍淮汉，以之禦敌，犹惧弗给，设不幸妄一男子窃弄耰锄于田亩间，沿边之戍既未可抽回，州郡之兵又不足深恃，此臣所为朝夕凛凛者也。窃详思之，与其养兵而得以无用，孰若教之而责其可用？臣所领十一郡，有所谓团结禁军者，盖诸道所不及。其法选诸指挥禁军之彊壮者（年若干以下试弓若干斗、力弩若干力。），聚为一营，命曰团结，月增料钱一千，合诸郡祖额，凡若干人（隆兴府一千人，诸州军各具实数。）。臣欲稍增其额，合一路为一万二千人（隆兴府增五百人，通为一千五百人，诸州军均添足数。）。日教旬阅，责之兵官；月按季拍，责之守贰。春秋二校，则于团结中择其年貌浸衰、（年四十五以上。）事业减退者，仍还元来军分，而于诸指挥中选少壮及等、事艺精熟者补其额，及委帅臣不时点摘按试，以考兵将官之勤惰。其拣选不精、教练不熟者，案劾以闻，守贰不觉察，并行责罚。如此则一二年间，州郡之兵渐趋精勇，此弭奸销萌之要术也。然臣愚虑不独江西一道为然，凡在内地皆当思所以为不虞之备。如臣言可采，乞下诸路一体施行。

〔贴黄〕臣窃观当今军政不修，兵力削弱，所至皆然，而师旅未解，盗贼将作，盖不待智者而后睹。应劭之论汉，山涛之忧晋，其在明时，可为殷鉴。今除两淮、川蜀、荆襄外，自馀八路曰浙西、浙东、江东、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广西，除江西见有团结外，其浙西等路皆当略仿其制。两浙、江东、湖南、福建大约各以万二千人或万人为额，二广则稍杀焉。其选择教练，悉如臣今来所请，则此八路中禁军之可用者亡虑十万馀人。平居以备盗贼，缓急以待兴发，非小补也。又大军移屯如泉州之左翼，别创军分如潭州之飞虎、广东之摧锋、福州廷祥荻芦之属，及诸路帅司有亲兵去处，皆当责自帅守，招填及额，选其精锐，别为队伍，异其赏给，淬励而激昂之，合而计之，当不下二三万人。武备既张，则奸心自弭，其视一方有急然后抽舟调大军，利害相去何啻什伯？惟朝廷察臣虑远防微之忠，特命近臣详加裁酌，亟赐施行，不胜大幸。

一、臣窃考建炎三年金兵自黄州渡江，由武昌趋兴国，取间道以攻洪州，守臣王子献遁去，遂入州城，寻破抚、袁诸郡，遍蹂湖之南北，然后北归。所至攻杀，几无噍类，言之可为痛心。今之议者大抵以江西为内地，殊不知九江、兴国二郡前临大江，北望淮堧，才一水尔。中兴初，江西安抚大使实兼节制蕲、黄，盖以是也。去岁之春，敌攻黄州诸关，江右震动，本司承制檄调兵守江，仓卒间仅能发诸州禁卒千人以往。夫以步卒守江，犹策马使耕，驱羊使载，其不胜任也必矣。臣谓与其缓急调无用之兵以误事，孰若平时养有用之兵以待事？江鄂二司，各有水军，窃闻边事既兴，多作步人起发。今江州在寨仅有见管若干（具实数。），而战舰可用者尤为亡几，鄂司所管，计亦类此。借曰败衄之馀，事非昔比，然蜂虿有毒，其可忽诸？况于鞑靼方兴，群雄交骛，先事之防，尤当加意。臣愿明诏江州都统司及本州守臣，同任江面之责，其人船阙少之数，日下招填打造之。意什之三分屯兴国管下富池等处，庶几风寒之备，不至空阙，江右一道，恃以亡虞。所有鄂司水军，并乞一体行下措置，亦以什之三分戍武昌县。盖兴国江面元隶江司，武昌江面元隶鄂司，分兵防守，正其宜也。如臣言可采，乞赐详酌施行。

〔贴黄〕照对鄂州武昌县正与黄州对岸，盖建炎间金人渡江处也。臣尝以上流形势利害访问士大夫，有奉议郎司马括者，谓今之武昌县乃孙氏所都，而今之鄂州乃孙氏时之江夏也。江夏去江虽近，然江北间阻颇多，敌人未能直抵江面（此项更问子细。），而武昌对岸止有黄州诸关，若诸关失守，则直至江上。又其水面最狭，其形势与今太平州、采石略同，故建康戎司水军尽屯于采石，今鄂之舟师亦宜移戍武昌。臣虽未尝亲至其地，而以括之说参之史册，及士大夫之知沿江形势者，多以为然。括往年尝为宣司官属，有三劄上庙堂，其一论武昌利害尤悉，今录以奏闻，伏乞朝廷并加详酌。或未可举军移屯，即乞姑从臣请，以鄂州水军什之三分戍武昌，与江州、兴国水军相与唇齿，其视荡然无备亦云远矣。并惟圣明裁择。

一、臣窃见江西统郡十一，而隆兴实为帅府，诸郡所倚以为重，城郭甲兵之备，皆当整饬如法，然后足以壮观瞻而弭窥伺。而臣到任之初，按视城堞，则其绵亘甚阔而倾圮最多。寻加访问，有寓居士夫语臣，谓五代以前郡城广狭中度，南唐李氏谋迁豫章，乃始大其郭堞，郡之东湖本在郭外，至是遂包入焉。绍兴初，故相李纲为帅，盖尝缩其北面，然其广袤犹若干里若干步（更契勘见今实若干里步。），按守城法当用兵若干人，兹岂易为力者？今诚能按唐之旧，瞰湖为城，则城之四面，西北有江，其东有湖，天设之险，殆无以过，此豫章百世利也。臣窃详其说，可谓至当，然缩城重事，未敢轻言，而圮坏已极，则有不容坐视者。方李纲缮城之时，其工费仰于公朝，其役兵调于属郡，时异事殊，不敢扳援有请。而本府年来调度百出，帑庾枵然，傥必俟有馀然后兴役，则夏潦秋霖之馀，颓圮益甚。沿江一带，居民岌岌，常有渰浸之忧，而城脚被齧去处多已摧陷，更遭一水，其损愈多。近委江州钤辖杨禧相视，条具颇为详悉，如砌城面以防渗漏，作叶沟以通水道，用夜叉木以壮城骨，皆旧所未有。臣今一用其说，第工费浩汗，未知所出。稽诸旧牍，前帅臣沈作宾在任日，从本府拨到银若干万两，付安抚司桩管，充犒赏费。今不获已，欲于上项银内权兑借若干千两，收买砖石竹木等物，及雇募夫工日下修筑，却从本府于收到诸色窠名钱内痛加撙节，旋次拨还，庶几城堞得以一新，少重帅府之体。伏乞劄下遵守施行。

一、臣窃惟圣朝计安元元，思虑深远。其在诸道，既有兵以备战守，又有将以主其兵，复置帅以护诸将，号令素孚，纪律素定。一旦有警，将惟帅之所令，兵惟将之所使，以之战禦，无不可者。自视事以来，讲求军政本末，乃知州郡禁卒多以供工匠，备厮役，事艺未尝练习，教阅秪为具文，则兵不足以为兵矣。有副总管，有路钤，有路分，又有州钤，有将副，下至都监、监押，皆以主兵为职，而未尝知兵。问其得官之由，或宗戚，或閤门，或国信所，或堂部吏。其间岂无可用之材，要于将略鲜曾娴习，或饰文墨以自喜，或矜富贵以自娱，甚者阘葺废放，无所不有，则将不足以为将矣。兵不足以为兵，将不足以为将，则帅之为帅，是亦具员而已矣，望其藩维王室，如古之牧伯，顾不难哉？然兵犹可以阅习而精，将不可以勉强而学。窃见近岁指挥、总管、路钤例赴台参，将副以下亦必从帅司铨量，乃许之任。臣谓此仅可以察其年齿之壮老与精力之强否而已，必欲得知兵之人，则臣愿朝廷严其选择。总管号为副帅，间尝以节度使为之，其次路钤、路分亦武臣高选。今之环卫盖将帅之储，及诸军统制、统领等官，亦多习熟军务者。臣谓总管、路钤宜于环卫及统制中选其尝历战阵者为之，州钤、将副其取诸统领、将副之谙知兵事者，都监、监押员多，不可悉择，姑从旧制差注年未六十之人，而责帅臣以从实铨量，毋使疾病眊昏者尸其位。庶几州郡主兵之官渐得其人，平居精于教阅，缓急有所倚仗，非小补也。或谓审尔则閤门、国信之属何以处之？臣曰为官择人则治，为人择官则乱。朝廷傥忧此属之失职，固当置诸官閒无事之地，至于军政，安危所系，则不可以不择。如臣言非缪，乞赐详酌施行。

一、欲乞通广盐于赣州、南安军，以弭汀、赣盐子之害。

證得今年五月二十六日，准当月十五日枢密院劄子节文，为本司申乞将寿昌见屯亲兵忠义军八百馀人带衣甲尽数替回，归司教阅事，已劄下寿昌军节制司外，劄付本司，从所申事理施行，将已发往寿昌军飞虎新军共一千九百四十三人、各人老小妻口，更拣五十七人并衣甲军器等，亦同老小妻口，日下一并般挈往寿昌军一处居止，通作二千人，永久屯驻。将飞虎旧军四百五人且权与存留，教习新军。及行下飞虎军招填阙额外，所是起发新军老小妻口，本司寻契勘，若径将飞虎新军老小妻口尽数发遣在潭州，可省日支券食，在本司可免岁费拆洗等钱，诚为利便，所合仰体庙算，亟行遵禀。但缘本司体访得上项新军当来虽系于本路诸州招收，既而就潭州选刺，押下本州新寨居止教阅，往往即视本州以为乡土，其间多就本州结亲者。近闻永戍寿昌，颇怀顾恋。本司慰勉就道，偶无异词，然揣度其情，尚有复回本州拆洗之望。今将各人老小妻口遣就戍所，虽有室家团栾之乐，且无道路往来之劳，而其意响终不以为便。博采将士之论，不谋而同。今本司见据先来部辖寿昌军捍禦新军将官唐亮申，所部新军七百人，一面起发回司拆洗，限两月仍前起发外，其逐人老小妻口欲且令在本州新寨居止，免行发遣。仍欲立为定制，自今寿昌捍禦飞虎军每满两岁一次拆洗，庶几军情感悦，缓急可以集事。至于本州本司虽小有支费，所不敢计，而朝廷昨来所委本司新创造寨宇，亦不至为弃物。本司已于五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六月初二、初三日具申枢密院，乞速赐劄下寿昌军及本司證会施行，未准回降。今月初七日，据寿昌军差正将赵遵部押第一次起发捍禦新军六百九十七人回司拆洗，据众军员状称，新军为见当来旧军多有立到战功，增加爵禄，又见文榜止是潭州飞虎，却无寿昌寄招。众军皆是抛弃物业，般挈父母妻口，前来投充就请，又多是本路诸州产户，或改刺禁军，尽在本州结亲，及有祖宗坟墓葬在附近去处，若使永戍寿昌，则是家产破荡，亲属远绝，祖宗坟墓不能拜扫，深实利害。昨已具状赴沿江制置司陈乞，已蒙备申朝廷外，陈乞将新军存留在寨，一年一替，或依信阳军捍禦官兵久例，一年一次拆洗，使各家有父子团栾之乐，众军皆得安迹。今契勘本司昨来体访得知前项利害因依，已排日具申乞。今据回司拆洗新军陈状，显见军情未以永戍为便。欲望钧慈检證累申事，特赐敷奏，速赐劄下寿昌军并本司證会，将前项新军老小妻口且在本州新寨居止，免行发遣，仍立为定制，将寿昌军捍禦、飞虎军兵每满两岁一次回司拆洗，庶几两便。谨具申枢密院，伏乞旨挥，速赐施行。

《素问》曰：「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又曰：「标本已得，邪气乃服」。夫所谓标本者，一体本末之事。今病与工自非一体，何其言标本也。盖谓某病为本，则以治某病者为标，因其本而治其标，则工与病自成一家矣。且如病伤寒者以伤寒为本，则亦以治伤寒之工为标，此所谓标本已得邪气乃服也。如以伤寒为本，而以能治痹疝之工为标，则标本不相得，邪气何缘可服哉？《素问》论此，乃以得不得为言，圣哲之意可见。况病有轻重、工有高下，重病须高工，亦谓其标本相得也。扁鹊曰：「人之所患患疾多，医之所患患道少」。道少疾多，此标本之所难相得也。凡病固皆难，惟伤寒为特甚，盖人之疾痛或在皮肤、或肌肉、或骨髓、或五藏六府，著则久而不去，未有入经与经气流通者，惟伤寒之毒能入大经，与经气相搏，经气不能胜，反藉经隧恣意攻人，人为之拱手待毙。昔之所谓流注血气，生养人命之经，今化为寒温热毒毒人生命之经矣，是岂他疾之比哉？故自古以为难治之疾。方其疾作之始，日传一经，初传之际，證或难辨，用药尚疑，当是之时，其工在明；又传證之始，急于用药，犹豫则差，其工在断；一经既过，又将别传，新故相乱，其工在审。为之工者，自非六日之传照然豫判于胸中，亦未易酬对。三阴三阳之变，彼比疾风骏马，过不暂停，而欲逐其后而攻之，谬矣。况有异气间袭，变动随出，或表或里，超然若神，不可以常拘者，将何应之？故仲景曰：「阴阳虚实之交错，其候至微；发汗吐下之相反，其祸至速」。信斯言也，自非心精学博，机运无穷，未有不触途面墙倒行逆施者，此所谓贵于标本相得而后邪气乃服也。惟其最为难治，故自张长沙以来特为注意，辨析毫釐，动辄十数万言，以训后世。今医方论说复无详于伤寒者。昔云难治之病，今反为晓然易见之疾，患在常人苟且，不诵其书耳，则书之为人利，岂不溥哉！是以陶隐居称仲景之书为众方之首，孙真人叹其特有神功，良有以也。雍之仲兄字子言，尝通守夷陵、秭归二郡，幼以多疾喜方，遍访名医时尚，既见常器之、康醇道辈，遂悟医师氏之学。既久，深得于仲景之论，每叹此学大难穷尽，今则其道将绝，时为雍言之。雍初得闻仲景之书，未尽领略，渐磨日久，及老后笃好之，叹已晚矣。昔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撰《伤寒杂病论》。雍之用心亦复为此，虽学识疏略，无高人之见，而一言一事上必有所本、中必得于心，而后敢笔之于书。尽去世俗妄论欺惑之术，常如天地父母临其上，庶几后世复有扬子云，始知雍言之不谬也。今所论次，自歧黄以及近代诸书，凡论辨、问答、證治合一千五百馀条，总五万言，分七十馀门，集成论说二十卷、方药五卷。雍闻医家有好事，或三十年而著论，或二十载而成书，其用心精专，故足以垂世。如雍行年八十，日暮途远，志在速成，安能久于斯道！是以不踰年而略举大纲，亦由前人著述已备，继踵有作，不过书札之力而已，未能免疏略牴牾也。后之君子或怜其衰晚昏谬，疏其失而正之，以成其美，此诚有望焉。嗟乎！予生不辰，上不得见张长沙、孙真人，北面抠衣而请；下不得进于庞、朱二氏之前，独抱遗书呻吟于深山穷谷之间，啜菽饮水而不厌焉者，乐在其中矣。昔孔子多能鄙事，子夏虽小道必观，圣贤尚且不废，况后人乎！幸不以猥吝见黜也。淳熙八年岁在辛丑暮春之月，河南郭雍谨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