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纪》）。

武贤欲轻引万骑，分为两道出张掖，回远千里。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又有衣装兵器，难以追逐。勤劳而至，虏必商军进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随而深入，虏即据前险，守后厄，以绝粮道，必有伤危之忧，为夷狄笑，千载不可复。而武贤以为可夺其畜产，虏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计也。又武威县、张掖日勒皆当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与羌有谋，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张掖、酒泉以绝西域，其郡兵尤不可发。先零首为畔逆，它种劫略。故臣愚册，欲捐皿干开暗昧之过，隐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善，因赦其罪，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抚循和辑，此全师保胜安边之册（《汉书·赵充国传》：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请击皿干开。天子下其书充国，令与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博议，充国及长史董通年以为云云。天子下其书公卿。）。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近黎阳南故大金堤，从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头，乃折东，与东山相属。民居金堤东，为庐舍，往十馀岁更起堤，从东山南头直南与故大堤会。又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馀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此臣亲所见者也。东郡白马故大堤亦复数重，民皆居其间。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馀里间，河再西三东，迫厄如此，不得安息。

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

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底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

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难者将曰：「河水高于平地，岁增堤防，犹尚决溢，不可以开渠」。臣窃按视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堤，高一丈。自是东，地稍下，堤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太，往六七岁，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坏黎阳南郭门，入至堤下。水未逾堤二尺所，从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堤溃二所，吏民塞之。臣循堤上，行视水势，南七十馀里，至淇口，水适至堤半，计出地上五尺所。今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堤足数十步，至今四十馀岁，适至堤足。由是言之，其地坚矣。恐议者疑河大川难禁制，荥阳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门但用木与土耳，今据坚地作石堤，势必完安。冀州渠首尽当卬此水门。治渠非穿地也，但为东方一堤，北行三百馀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罢于救水，半失作业，水行地上，凑润上彻，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卤不生谷；决溢有败，为鱼鳖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则盐卤下隰，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粳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转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濒河堤吏卒郡数千人，伐买薪石之费岁数千万，足以通渠成水门；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虽劳不罢。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汉书·沟洫志》：哀帝初，待诏贾让奏言。）。

昔齐桓公出，见一故墟而问之。或对曰：「郭氏之墟也」。复问：「郭氏曷为墟」？曰：「善善而恶恶焉」。桓公曰：「善善恶恶，乃所以为存，而反为墟，何也」？曰：「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彼善人知其贵己而不用，则怨之。恶人见其贱己而不好，则仇之。夫与善人为怨，恶人为仇，欲毋亡，得乎」？乃者王翁善天下贤智材能之士，皆征聚而不肯用，使人怀诽谤而怨之。更始恶诸王假号无义之人，而不能去，令各心恨而仇之。是以王翁见攻而身死，宫室烧尽；更始帝为诸王假号而出走，令城郭残。二主皆有善善恶恶之费，故不免于祸难大灾，卒使长安大都坏败为墟。此大非之行也。北蛮之先，与中国并，历年兹多，不可记也。仁者不能以德来，强者不能以力并也。其性忿鸷，兽聚而鸟散，其强难屈而程难得，是以圣王羁縻而不专制也。昔周室衰微，夷狄交侵，中国不绝如线。于是宣王中兴，仅得复其侵地。夫以秦始皇之强，带甲四十万，不能窥河西，乃筑长城以分之。汉兴，高祖见围于平城，吕后时为不轨之言。文帝时，匈奴大入，烽火候骑至雍、甘泉。景、武之间，兵出数困，卒不能禽制，即与结和亲，然后边甬（疑作「竟」）得安，中国以宁。其后匈奴内乱，分为五单于。甘延寿得承其弊，以深德呼韩邪单于，故肯委质称臣，来入朝见汉家。汉家得以宣德广之隆而威示四海，莫不率服，历世无寇。安危尚未可知，而猥复侵刻匈奴，往攻夺其玺绶，而贬损其大臣号位，变易旧常，分单于为十五，是以恨恚大怒，事相攻拒。王翁不自非悔，及（当作「乃」）遂持屈强无理，多拜将率，调发兵马，运徙粮食财物，以弹（当作「殚」）索天下。天下愁恨怨苦，因大扰乱，竟不能挫伤一胡虏，徒自穷极竭尽而已。《书》曰：「天孽可避，自作孽不可活」。其斯之谓矣。夫高帝之见围。十（当作「七」）日不食。及得免脱，遂无愠色。诚知其往攻非务，而怨之无益也。今匈奴负于王翁，王翁就往侵削扰之，故使事至于斯。岂所谓「肉自生虫，而人自生祸」者邪？其为不急，乃剧如此，自作之甚者也（《群书治要》）。

每追念外属，孝景皇帝出自窦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继统以正，长君、少君，尊奉师傅，修成淑德，施及子孙，此皇太后神灵，上天祐汉也。从天水来者，写将军所让隗嚣书，痛入骨髓。畔臣见之，当股栗渐愧，忠臣则酸鼻流涕，义士则旷若发蒙，非忠孝悫诚，孰能如此？岂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嚣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祸将及，欲设间离之说，乱惑真心，转相解构，以成其奸。又京师百僚，不晓国家及将军本意，多能胸取虚伪，夸诞妄谈，令忠孝失望，传言乖实。誉之来，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关东盗贼已定，大兵今当悉西，将军其抗厉威武，以应期会（《后汉·窦融传》）。

行河西五郡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窦融，执志忠孝，扶微救危，仇疾反虏隗嚣，率厉五郡精兵，羌胡毕集，兵不血刃，而虏土崩瓦解，功既大矣。笃意分明，断之不疑吾甚之，其以安丰、阳泉、蓼、安风凡四县，封融为安丰侯（官辑本《东观记》，又《艺文类聚》五十一引《东观记》）。

制诏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属国都尉：劳镇守边五郡，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外则折挫羌胡，内则百姓蒙福。威德流闻，虚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长史所奉书献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孙子阳，天水有隗将军，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以此言之，欲相厚，岂有量哉！诸事具长史所见，将军所知。王者迭兴，千载一会，欲遂立桓、文，辅微国，当勉卒功业；欲三分鼎足，连衡合从，亦宜以时定。天下未并，吾与尔绝域，非相吞之国。今之议者，必有任嚣效尉佗制七郡之计。王者有分土，无分民，自适己事而已。今以黄金二百斤赐将军，便宜辄言（《后汉·窦融传》）。

更始事业已成，寻复亡灭，此一姓不再兴之效。今即有所主，便相系属，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后有危殆，虽悔无及。今豪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其土宇，与陇、蜀合众，高可为六国，下不失尉佗（《后汉·窦融传》，「嚣使辩士张玄游说河西」）。

汉承尧运，历数延长。今皇帝姓号，见于图书，自前世博物道术之士谷子云夏贺良等，建明汉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刘子骏改易名字，冀应其占。及莽末，道士西门君惠言刘秀当为天子，遂谋立子骏。事觉被杀，出谓百姓观者曰：「刘秀真汝主也」。皆近事暴著，智者所共见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论之：今称帝者数人，而洛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观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当也（《后汉·窦融传》，「隗嚣使辩士张玄游说河西，「融等于是召豪杰及诸太守计议，其中智首皆曰」云云，遂决策东向」。）。

匈奴贪利，无有礼信，穷则稽首，安则侵盗，缘边被其毒痛，内国忧其抵突。虏今人畜疫死，早蝗赤地，疫困之力，不当中国一郡，万里死命，县在陛下。福不再来，时或易失，岂宜固守文德而堕武事乎？今命将临塞，厚县购赏，喻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谋臣狐疑，令成世刻石之功，不立于圣世（《后汉·臧宫传》）。

窃见窦宪耿秉，衔使奉命，暴师于外（已上见《御览》四百五十三引《东观记》）。陛下亲劳圣思，日昃不食，忧在军役，诚欲以安定北垂，为人除患，定万世之计也。臣伏独思之，未见其便。社稷之计，万人之命，在于一举。数年以来，秋稼不熟，人食不足，仓库空虚，国无蓄积。会新遭大忧，人怀恐惧。陛下躬大圣之德，履至孝之行，尽谅阴三年，听于冢宰。百姓阙然，三时不闻警跸之音，莫不怀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兴发军役，扰动天下，以事戎狄，诚非所以垂恩中国，改元正时，由内及外也。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爱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则天气为之舛错，况于人乎？故爱人者，必有天报。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获上天之祜。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刖。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不以伤害中国也。今边境幸无事，宜当修仁行义，尚于无为，令家给人足，安业乐产。夫人道乂于下，则阴阳和于上，然后祥风时雨，覆被远方，夷狄慕德，重译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言甘雨满我之缶，诚来有我而吉已。夫以德胜人者昌，以力胜人者亡。今匈奴为鲜卑所杀，远臧于史侯河西，去塞数千里，而欲乘其虚耗，利其微弱，是非义之所出也。前太仆祭肜，远出塞外，卒不见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之难，不绝如綖，都护陷没，士卒死者如积，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为累息，奈何复欲袭其迹，不顾患难乎？今始征发，而大司农调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间之急亦已甚矣。三辅、并、凉少雨，麦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独奈何以一人之计，弃万人之命，不恤其言乎？上观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国不为中国，岂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圣恩，征还二将，休罢士卒，以顺天心（《后汉·鲁恭传》，又略见袁宏《后汉纪》十二）。

孝武时，始事匈奴。匈奴援引弓之类，并左衽之属，故不可得而制也。汉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徙民以充之，根据未坚，匈奴犹出为寇。其后羌胡分离，四郡坚固，居延、朔方不可倾拔，虏遂失其肥饶畜兵之地。惟有西域，俄复内属，呼韩邪单于请款塞，是故其势易乘也。今有南单于形势相似，然西域尚未内属，北虏未有舋作。臣愚以为光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未可先击匈奴也。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复为折其左角。观往者汉兵出，匈奴辄为乱，五单于争来，必不以五将出之故也。今可先山，以观其变，击匈奴，未晚也（袁宏《后汉纪》十）。

臣累世蒙恩，不可胜数。孝章皇帝圣恩远虑，遂欲见成就，故令乌桓、鲜卑讨北虏，斩单于首级，破坏其国。今所新降虚渠等诣臣自言：「去岁三月中发虏庭，北单于创刈南兵，又畏丁令鲜卑、遁逃远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等复共立单于异母兄右贤王为单于，其人以兄弟争立，并各离散」。臣与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帅杂议方略，皆曰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须日逐鲜堂，轻从虏庭，远来诣臣，言北虏诸部，多欲内顾，但耻自发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击，必有响应。今年不往，恐复并壹。臣伏念先父归汉以来，被蒙覆载，严塞明侯，大兵拥获，积四十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轨亿万，虽垂拱安枕，惭无报效之地。愿发国中及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师子、左呼衍日逐王须訾将万骑出朔方，左贤王安国、右大且渠王交勒苏将万骑出居延，期十二月，同会虏地。臣将馀兵万人，屯五原、朔方塞，以为拒守、臣素愚浅，又兵众单少，不足以防内外，愿遣执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及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今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圣帝威神，一举平定。臣国成败，要在今年。已敕诸部严兵马，讫九月龙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后汉·南匈奴传》：「肃宗崩，窦太后临朝。其年七月，单于上言。」）。

往者匈奴独擅西域，寇盗河西，永平之琳，城门昼闭。先帝深悯边氓婴罹寇害，乃命将帅中地，破白山，临狝类，取车师，城郭诸国震慑响应，遂开西域，置都护。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独谋悖逆，恃其险隘，覆没都护，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惮兵役之兴，故使军司马班超安集于寘以西。超遂愈葱领，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舜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仇。《司马法》曰：「赏不逾月，欲人速睹为善之利也」。其封超为定远侯，虽千户（《后汉·班超传》）。

臣闻八蛮之寇，莫甚北虏。汉兴，高祖窘平城之围，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忿怒，深惟久长之计，命遣虎臣，浮河绝漠，穷破虏庭。当斯之时，黔首陨于狼望之北，中国弊于卢山之壑，府库殚竭，杼柚空虚，算至车船，赀及六畜。夫岂不怀，虑久故也。遂规酒泉，敦煌四郡，以隔绝南羌，开三十六国，妻以公主，以断其右臂。是以单于孤持，窜遁远藏。至于宣、元之世，遂备蕃臣，关徼不闭，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难以化洽。西域内附日久，区区东望扣关者数矣，此其不乐匈奴慕汉之效也。今北虏已破车师，势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则诸国从矣。若然，则北虏财贿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訾之费发矣。今议者但念西域绝远，恤之烦费，不见先世苦心勤劳之意也。方今边境守御之具不精，内群武卫之备不修，敦煌孤危，远来告急，复不辅助，内无以慰劳吏民，外无以威示百蛮。蹙国减土，经有明诫。臣以为敦煌宜置校尉，案旧增四郡屯兵，以西抚三十六国。建屯益兵，宣扬雷风，冀以折冲万里，震怖匈奴（袁宏《后汉纪》十七，又《后汉·西域传》）。

愚以为边境者，中国之唇齿，唇亡则齿寒，其理然也（四语从袁宏《后汉纪》十六补）。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强盛，兼总百蛮，以逼障塞。于是开通西域，离其党与，论者以为夺匈奴府藏，断其右臂遭王莽篡盗，征求无厌，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兴，未遑外事，故匈奴负强，驱率诸国。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诸郡，城门昼闭。孝明皇帝深惟庙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远遁，边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内属。会间者羌乱，西域复绝，北虏遂遣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直，严以期会。鄯善、车师皆怀愤怨，思乐事汉，其路无从。前所以时有叛者，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于前负，欲报雪匈奴，而不寻出兵故事，未度当时之宜也。夫要功荒外，万无一成，若兵连祸结，悔无及已。况今府藏未充，师无后继，是示弱于远夷，暴短于海内，臣愚以为不可许也。旧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寘心胆，北捍匈奴，东近敦煌。如此诚便（《后汉·班勇传》）。

长乐卫尉镡显、綦母参，司隶校尉崔据难曰：「朝廷前所以弃西域者，以其无益于中国，而费难供也。今车师已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将能保北虏不为边害乎」？勇对曰：「今中国置州牧者，以禁郡县奸狂风盗贼也。若州牧能保盗贼不起者，臣亦愿以要斩保匈奴之不为边害也。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虏势必弱，则为患微矣。孰与归其府藏，续其断臂哉！今置校尉以捍抚西域，设长史以招怀诸国，若弃而不立，则西域望绝。望绝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矣。今不廓开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费，若北虏遂炽，岂安边久长之策哉（《后汉·班勇传》）」！

臣在京师，亦以为西域宜弃，今亲践其土地，乃知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谨陈西域三策，今北虏呼衍王等展转蒲类秦海左右。可发张掖酒泉，属国之吏士义从合三千五百人（《后汉·西域传》作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钞，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馀人。）。集昆仑塞，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因发鄯善兵五千人胁车师后部，此上计也。若不能出兵，可置军司马将士五百人，四部供其谷食，出据柳中，此中计也。如亦不能，则弃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人塞，此下计也（袁宏《后汉纪》十七，延光二年，又见《后汉·西域传》少篇首三十六字。）。

交阯士府君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处成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虽窦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阕，辄玩习传，《春秋左氏传》尤简练精微，吾数以咨问《传》中诸疑，皆有师说，意思甚密。又《尚书》兼通古今，大义详备。闻京师古今之学，是非忿争，今欲条《左氏》《尚书》长义上之（《吴志·士燮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