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丛子》曰：「吾于《考槃》，见贤者遁世而无闷」。我明经先生以大唐世系，韬隐荒郊，取「考槃在涧」之义，字故里曰「考水」，殆五百年椒聊蕃衍，方兴而未艾也。安国得绎思斋故基，栽花莳鱼，扁曰「芳坞」；既遵过庭之训，易为「明经书堂」。卜占上流，人或病涉。安国既立书堂，使明经云仍有考德问业之乐，复建舆梁，使明经里闬无深厉浅揭之忧，意甚勤也。桥成，谂于众而问名，欢以明经桥为请。予闻而韪之曰：吾郡有紫阳书院，旁有紫阳门；今吾里有明经书堂，旁有明经桥，此近例也。行者凭栏纵目，负者倚柱息肩，下免波涛汹涌，上免风雨震凌。商贾讴吟，樵苏谣咏，日夕与书堂吾伊相为唱应。入而藏修堂中，订正豕鱼，此明经也；出而游息桥上，俯仰鸢鱼，亦此明经也。孔门浴沂，孟门观澜，无适非学，岂徒呻呫而已。游吾里者不知有溱洧之乘舆，唯知有洙泗之弦诵，殆六乡中小邹鲁也。有童子问曰：堂明经，宜也，桥明经，何也？曰：山夹水为涧，木架水为桥。地必有水，犹经必有义也。水之渊深未易测，犹义之渊深亦未易测也。水必有所资，以通不通之阻；义必有所资，以通不通之疑。居，吾语汝。洁净精微，《易》教也，不节则易失于贼；疏通知远，《书》教也，不节则易失于诬；温柔敦厚，《诗》教也，不节则易失于愚；恭俭庄敬，《礼》教也，不节则易失于烦；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不节则易失于乱。教者不节，其失乃尔，岂不沦胥于陷溺乎？济《易》教之溺，当以「不远复」为桥，然后骎骎造乾坤之奥境，溺于贼者善达矣。济《书》教之溺者，当以《秦誓》「悔过」为桥，然后徐徐造尧舜之域，溺于诬者利涉矣。济《诗》教之溺者，当以「思无邪」为桥，然后洋洋乎动天地、感鬼神，溺于愚者诞登矣。济《礼》教之溺者，当以「毋不敬」为桥，然后骎骎乎三千三百之盛，溺于烦者坦途矣。济《春秋》之溺者当以正名辨分为桥，然后熙熙乎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溺于乱者康庄矣。地理资桥以达险阻，即经义资桥以拯垫溺，无二理也。不特此也，扬子谓天下有三门：由情欲为禽门，由义礼为人门，由独智为圣门。必由道明经之桥，方可诣人门、登圣门，而超乎禽门。先儒谓吾道有两关，以知之致为梦觉关，以意之诚为人鬼关。必问津乎明经之桥，方可唤醒梦关为觉关，摆脱鬼关为人关。人门、圣门，人关、觉关，皆当秣马脂车于明经桥上。将见平平义路，巍巍仁宅，终吾生徜徉外，又可遗子孙以安，驷马高车抑其细者乎。然则行者非桥无以造九通八达之衢，学者非桥无以造六经诸子之阃。里有桥，东西南北殊途而同归；经有桥，删定系作殊体而同归。山梁雌雉，三嗅而作；华表化鹤，千载来归。吾夫子会明经先生，必贺曰：公之后题柱有人矣，积善馀庆，系《易》岂诬公哉！是桥也，经始于辛丑冬十一月，竣事于壬寅正月。深一丈，广五尺，复屋三间。创之者十四世孙安国，记之者十三世孙次焱。上巳日书。

窃见淮东诸处盐仓支发袋盐，依元降指挥，每袋于客人名下收取别纳袋息钱肆百肆拾文，专一应副盐事官兵请受、吏禄纸札船运脚乘等用。年终有馀，起发赴镇江府桩管。近年以来，添差盐官不釐务官请受，于上项钱内支给泰州二十六员，高邮军一十六员，通真州六十三员，每员月请百千上下，积岁累月，必当侵耗盐本。

卿精忠许国，绩用既著。淮东一面，倚卿为重，不欲更遣他人节制，以分事权，庶使卿无所牵掣，得专意展布，勉图殊效。似闻备禦虽饬，尚须周思博访，必计万全。乃若块守孤墉，遂谓能事已毕，非朕所望于卿者。如山阳、仪真、六合等处，兵之多寡，将之勇怯，粮食之丰匮，在卿皆当究心。兼缓急应援，宜预有成算。使诸处一致差跌，责皆在卿。其如立到功勋，悉疏茂赏。故兹劄示，想宜知悉。

公讳子㦛，字宣卿，世为开封人。自四世祖文简公相章圣皇帝，其后蕃衍，浸以盛大，世有闻人。曾祖传正，故任国子博士、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尉。祖绶，故任西京左藏库副使。父宗琦，故任大中大夫致仕，赠少师。妣夏侯氏，赠魏国夫人；所生母王氏，赠恭人。公自幼慷慨有大志，见诸老先生辄抵掌论世事，剧谈雄辩，常欲折其坐人，而诸老先生亦莫能与之争也。盖其刚毅之气出于天性，以故与世多不谐，虽屡抑退而终不自悔也。初入国子学，遇三舍法兴，累试入等，已校定当升补。政和六年，再从伯永嘉郡王宗良遇郊祀恩，任公为登仕郎。七年，为华州司兵曹事。宣和初，朝廷新复幽燕，其地经契丹之乱，馈饷不继，自涿至雄、霸，以县令丞部农夫挽中州之粟实不毛之地，挽不如期者以误军期论。先是，涿县累政以运夫亡逸失期，委印绂而去。时大漕陈公亨伯、吕公颐浩皆知公之材，以为涿县丞。既至，究知前弊，调役不均，乃以户口高下均定所役之数，众服其平允，使部伍相为保，无一人逸者。以馈运不乏，循从事郎。又以新迁到任，循儒林郎。少师以公在极边为忧，令丐罢。涿以武臣为州，类出童贯门，恃势不法，公每以职事面争不少屈，颇恚恨。逮公解去，沮格边赏，不为批书，公委之而去。会部使者适至，函令书印，驰介送公。宣和六年转宣教郎，为中山司录事。七年冬，金人犯东京，朝廷以种师道宣抚京畿、河北、河东路，辟公为干办。靖康元年，渊圣皇帝覃恩转通直郎。六月丁少师忧。少师晚年不乐处京师，市第于宛丘，未及徙居而少师捐馆。是岁虏再犯京师，明年大乱，公乃归陈。建炎二年，虏侵陈、蔡，公之兄忠毅公先有德于蔡，蔡人借留于朝，而朝廷已别除人，就起复知陈州。至是虏人围陈，忠毅公誓以死守，先遣公走京师求援于留守宗泽。公见泽无出师意，急归，而城已破，忠毅公骂贼不屈，与诸弟三人皆死之，公亦丧其外姑与一男一女。乃徒步间关，收歛兄弟遗骸而葬之，访寻骨肉之存者，携挟南渡，流寓江淮间，寻复除通判均州，道梗不能赴。建炎三年，江淮两浙制置使吕公素知其材，适真州经残破，官吏皆逃亡，召公语之曰：「此州非公莫能办」。即以便宜委公摄真州事。有范琼溃将郭吉屯驻为奸利，屡欲叛去。公方之任，舣舟城下，人无知者，公遣人呼皂吏问州治所，吏对以吉暴横必为乱，乞且寄治舟中为缓急计。公叱之，驰马径造州宅，官吏稍集。然百事废弛，财用乏绝，卒伍纵逸不复归营，公揭榜招之，得数百辈。有司以无供给为忧，公谓真州平时富商大贾所聚，酒货最为繁夥，意务场瓦砾之下必有宿藏，令人斸之，人或窃笑，果得酒百馀斛，一郡以为神。公乃张席为屋，高其直以沽，郡人累月不知酒味，来饮者如市，路傍始有醉人。公又遣吏市曲米于他郡，益酝酿，课利益增羡，而发运、转运犹谓公弗戢私酝，公乃先治沿江二漕兵梢列肆私沽者，二漕虽愧恨而不敢复言。公所至多忤监司者，皆此类也。视事才几月而财用沛然，收贮官钱以千计，至七十万，不以一毫取于诸邑。向之郭吉者初畏公之威而不敢逞，至是见府藏充盈，辄萌异意，郡人咸知之，窜入他邑。忽一日，吉与其二属擐甲胄张弓露刃直趋庭，公危坐厅事，敕候兵持剑立屏后，戒之曰：「闻呼即出」。吉既至，公厉声逆谓之曰：「尔欲杀我，匹夫力耳，何用众为？此颈吾自断之」。呼候兵出授剑，吉气沮错愕，急抱持剑者曰：「初无是心，特耀兵以娱公耳」。公曰：「一州人皆知尔欲杀太守，今独有持吾檄以耀兵为解，招回散亡百姓。不然，恐尔头颅亦不能保矣」。吉逊谢，即用公言，乞檄以去。事定，朝论伟之。会驾幸镇江，公以邻郡守臣当赴行在所奏事，吕公因荐公，赐对劳问甚久，将欲大用，未果，宠以直秘阁还郡，且令郭吉隶杜充，命公带淮南东路兵马都监、管内安抚。冬十一月，虏复南来，建康失守，公退保沙南，以虏檄缴奏，召令赴行在所奏事。未到，有旨谓公与其馀守臣弃城事体不同，降一官，与知州军差遣，建炎四年三月也。即以公知江阴军，专一主管水军防托事。公从驾还，过明州，金人初退，郡方阙守，即改知州。明年，兼管内安抚使。公自遭宛丘家祸，忠毅公有子沈为给事胡公安国婿，从寓湖南，不知存亡，丐守道州。从之，兼湖东兵马都监、节制管内军马。公从兄子諲方帅潭，待次间欲往依焉，闻曹友、孔彦舟相继以长沙叛，李成群盗跨江西数郡为乱。绍兴元年春，丞相朱公以都督恭行天讨，檄公权督府参议官。时洪久阙帅，丞相以公兼摄之。张俊以招讨使听吕丞相节制，戍鄱阳，至是辄擅徙豫章。豫章新遭金人蹂践，仓庾府库一空，而俊军号数十万，支用不赀，漕司皆被事委去，悉以属公。公会僚属议所以应办，皆欲下诸邑科敛于民，公曰：「大军压境，张喙待食，诸邑能指期集耶」？因访得负郭大姓平时兼并，积而不散者，呼而谕之曰：「汝家所蓄，贼至能保乎？今官军至，贼不能犯，公私皆赖焉。汝能辍不可守之财，以贷于官，期两月执券取偿，一毫不汝欺也」。大姓欣然从之。又有巨商为金人所害，其妻失所，昔时驵侩受其货者咸讳匿之，公究得其实，悉以归媪，媪拜谢，愿分助县官。旬日间不扰其民而军须顿足。俊既至，公告之曰：「吾州井邑丘墟，戍兵朝入则居民夕避，无市肆则卒伍亦无聊，城东有浮屠屋数处，兼废屋数百区，可以驻师。公能戢士伍，我当招集市区与相交易，军民两便」。俊大怒，剡牍于朝，以公沮军不能入城，亦不用公言而径自入城矣。朝廷察知俊之言不然，而公敢抗之，两置勿问。未几军士所处不便，卒如公言徙于城东。丞相奏公即真，适朝廷已除授，不报，以赏转奉议郎。冬十月，公之道州。湖东自经李成、孔彦舟焚劫，独道界于二广偶得免，一时号为全盛。两转运、刑狱、盐香使皆聚此州，道实小州，不能堪。公始革去仓廪受纳积弊，罢曲引、醋息、牛税等钱，以宽民力，尽收禁军之遣令在诸司当直者。提刑周随亨占江华县治，别募兵四百，所支给一取足于江华。公以状乞移按他郡，罢募兵，拨还侵用诸司镪谷，提刑颇怨憾。提盐薛公度先欲于本州置司，公力陈其不便，争止之。公罢博易场监官，以冗费扰民，而公度坚俾复之，不从，故部使者皆切齿恶其与己敌。既而成兵至安仁，劫帅入其营，纵兵四掠，势逼道州。众咸欲远避，公曰：「守臣出境，则境内先自乱，不如申朝廷宣抚司，移治锦田寨」。百姓从之，皆获免，成兵至，卒无所得。贼虽以偏裨之礼奉帅于道州，而实不逊也。会朝廷有旨令成赴行在所，久之乃解去，帅亦得自便。提刑、提举挟前憾，共劾公逼逐监司，又诬奏公激李成军变，降一官，落职放罢。是时胡公安国自湖东赴西掖讲筵之召，目睹其事，以书抵时宰讼公之冤，反覆甚明，终不能用。公知道之不可行也，胡公亦自琐闱出，乃相从隐居衡岳山中读书，授《左氏春秋》学。贫甚，始丐奉祠，主管台州崇道观。四年，叙转右承议郎。五年，以祀明堂恩复直秘阁。右相张公浚以都督平湖寇，荐公守衡州。是岁大旱，米斛万五千钱，公分遣使臣赍金籴于邻州之丰稔者，计本直与道路之费，量其价列粜于通衢，每升为钱六十，饥民骤得贱米，所活不可胜计。提刑司奸吏董瑜湖南大蠹，人莫能讦，公捕鞫得其赃，流之岭南，湘人欣快。以故诸司皆不悦，谋欲去之。公亦自知不得行其志，丐罢，而报未下，诸司与帅臣共劾公数事，皆出于诬也。六年正月，复拜宫祠，士民相与群聚击鼓于提刑司，愿举留，鼓为之裂。提刑惶惧，夜半登舟出巡以避之。逮公戒涂日，阖城遮拥哭泣，声闻数里，非若近世风俗为文具备礼而已。始知古之良吏所谓攀辕卧辙者不然，亦近世所未有也。公既行，得报落职罢宫观，用诸司诬奏也。是年转右朝奉郎，八年转右朝散郎。公衔冤自讼，久不获伸。至于始被旨差官体究元按发五事，并无一实，御史亦上章极论公刚直明敏，不畏强禦，奉法守正，不容于监司，内外朋比而攻之，奉圣旨与改正。寻复直秘阁，提点荆湖北路刑狱。衡人思之，绘公像建祠于东城青草寺。侍郎胡公寅为记，镌石于傍，并刻御史章于碑阴，至今存焉。皆公出后所立，非有使之者。十年春，赴湖北，先声入境，时奸吏望风解印绶者数十人。湖北营田旧以抑配百姓，人不聊生，有破产不能偿者，日号诉于马前。公为询究其便利可行者，使遵守之，罢一切抑配者，远近鼓舞。时岳飞以两镇节度使相兼营田大使，无敢忤其意者，至是飞亦喜以为当然。公按部所至，立大榜于前，云「久负抑屈，州县不理者立其下」，于是积年无告之冤，咸得伸雪。会总领曾慥与薛弼素不悦于公，慥以职事诬奏，而弼方为左司，表里附会，公遂放罢，乃具奏陈，而都司再行批拟，又特落职。复归衡岳之下，与侍郎胡公寅、谏院韩公璜为方外之游，不复有仕进意。十一年，以贫甚请祠禄。自是十九年间四领宫祠。十二年，转右奉朝大夫。十四年，刘昉帅潭，秦桧方用事，昉欲罗织士夫之之不附桧者以进身。偶富人诉公弟子率由事，昉遂曲致其词，并及于公，坐此贬三官，迁居衡阳之伊山，乃晋桓伊书堂故基。结茅以处，手抄诸书，尤喜观《鲁论》，取诸家之书编为《集义》，以己见系于后，今行于世。胡公明仲尝过伊山，名其所居曰「有裕堂」，仍为之记。十七年叙复右朝奉大夫，十九年转右朝散大夫，二十三年转右朝请大夫。秦氏久专国柄，放逐善类，无复还期。暨桧死，公方辩湖北之罢、潭州之劾，久抑不伸，朝廷知其冤，悉从改正。二十八年冬，复起知道州，父老儿童走迎境上，咸喜曰：「我旧使君也」。到任半年，复旧职，改知广州兼主管广南东路经略安抚司公事、马步军都总管。未抵治所，而御史复弹公，乞落所复职罢免，公归旧隐，始筑第于衡阳之湖东三十里徙居焉。三十一年再请祠，三十二年转右奉直大夫，除江南东路转运副使。时淮上方用兵，隆兴元年以馈饷功，复职名，继兼江淮都督府随军转运副使。夏四月，都督张魏公出师破灵璧、虹县，下符离，势如破竹。会大将失律，不能深入，魏公驻维扬。公乞还司，因得病丐解职，言者以为避事，二年春复奉祠。病再作，戒子侄函上纳禄之请，无与小人藉口。乾道元年守本官致仕。八月朔丁丑，命道士建醮，公精爽不乱，醮罢，熟寐如平常，旦遂不起，实初二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公娶毕氏，儒林郎瑗之女，先公三十五年卒，累赠恭人。男二人：浣，见任右奉议郎，前知潭州安化县，以公病乞侍养。泶，方五岁。女三人：长适右奉议郎、新广南西路转运司主管文字范揆辰，次适右奉议郎、荆湖南路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黄谈，幼适将仕郎、新定拟柳州司理参军侯宦。孙男五人，士克、士允、士充、士光、士元，皆未仕。孙女四人，长适左迪功郎、新临江军司户参军宋刚仲，馀尚幼。自宛丘之祸，宗绪飘零，公招集兄弟之子与同席饮食，教抚如己出而无择焉。公买田业分给之，推其子已授官与其犹子沄，请于朝，特旨从之。立其兄儒林公之后而官其子濯。忠毅洎武功有子曰法、曰沈，皆不乐从宦，乃各官其一孙，曰士永、士行。其笃于宗族，出于诚心，世所稀有也。捐馆之日，一子五孙皆白丁，人谓公其必有大于后乎！平生好论人物，无所忌讳，闻者颇骇，而后卒如其言。尝与胡文定公谈当世士，文定颇称秦桧靖康时事，公曰：「与桧同时被执军前，鲜有生也，独桧数年之后尽室航海以归，非大奸能若是乎」？文定既殁，桧奸邪日著，文定之子明仲与公追复前说，曰：「昔侍先君子能预察奸邪如公言者，才一二人耳」。深服公远识。公初以直道不容，于是晚年公议方出，圣恩尽与改正。将漕江右，从张魏公转饷征虏，几时趋功名之会，不幸魏公遭谗，而公亦以病去，岂非命欤！其孤以乾道元年十月甲寅葬公于衡阳县政义乡高塘之原，自洪州西山迁恭人毕氏之柩而合葬焉。某从公游仅四十年，所得皆事实，故录以为行状，以候世之君子鸿文大笔叙而铭之。

论曰：古之君子，其不可传者，与其人俱往矣，尚论者每叹之，而亦或疑之；虽疑之，而终不敢少之也。夫人而非贤则已，果贤也，其言论风旨，岂无一二之足闻者！而所为饬躬厉行，不使非礼加乎其身也，固以待后世之夷考焉耳，何至与声容辞气俱超忽而寂寥哉？意者素隐行怪，议论施为，不少概见于世。身隐矣，焉用文之？故当时亦不得而述欤。夫既已可见矣，可闻矣，可观矣，谓之不文不可矣。其时得而识之，非其时则不得而稽焉。然则古之人好修而名不称者，何限也？不然，则言无證不信，而声闻之过情者，皆可疑也。君子宁阙其疑，而不敢厚诬后世之无人，惟曰是其不可传者，与其人俱往矣。如《法言》之述李仲元，其貌言行之动人有若此者，而求其所谓貌言行者，卒无可指也。非史失其传，则子云之言誇矣。李仲元貌言行如何，其然岂其然乎？夫仲元之为人，书固有阙矣，世次之先后，则吾将安考？以其接于子云之见闻，殆亦西都末造之隐者欤。何以验其隐也？彼其卓尔大雅见称于子云者如此，而后世无传焉，是以知其为隐也。抑古之流芳千祀者，岂必皆遭遇其时，而嘉言善行，班班史牒者，如将见之？世降俗末，是固无贤者也，有则史必书之。昔隋之乱，唐之未兴也，河汾之间有隐君子焉，其书曰《中说》者载其言行为详，学者得其书而读之，犹可彷佛其人。独怪夫隋氏之史出于门人之所论撰，而不为其师立传，是以后世君子未能释然于其间，甚者至以为无是人也。吁！以为无是人则不可，而使人不能释然于文中子者，则王福畤之家传实启之。何则？扬之太过者，疑之所从生也。今以文中子之动容正色，而庶几于貌孔子之貌，文中子之出辞吐气，则庶几于言孔子之言，而文中子之造次施为，起居动履，其行之不肖于孔子者几希。又举其事以实其说，固以必人之信也，而反以甚人之疑也，吁！指实而言，人犹以疑，言又不实，谁则信之？若子云之称李仲元是矣。盖自史迁尚势利而扬货殖，抑道义而进游侠，班固论次西汉，无能改于其失。彼山泽之癯儒，容貌不足以动人，括囊而遁，虽有言而莫之或听，惟其德行道义之富，而势利蔑如也，是固子长、孟坚之所抑而不尚者，无惑乎仲元之徒无得而称焉。呜呼！美晰之张苍而大书，木讷之周勃而特书，无行如陈平辈而不一书。而鲁有大臣，史失其名，非以其不显欤？夫必显者而后书，则隐居求志，姓名湮灭者何可胜数，真可惜也。使弘也不见书于《法言》，则天下后世，谁复知有李仲元哉！虽然，后世之知仲元者，以《法言》也，后世之疑仲元者，亦以《法言》也。尚友千载，于古人中得仲元者焉。果如扬子之所称，恨不获振太史公之屐，历乎鱼凫蚕丛之墟，物色益州之祠尚无恙乎。想夫英爽如生，眷兹宇而踌躇也，兰萎玉沈，莫写我心，则寻绎其议论，察其立身行己之大槩，意其犹有足證而阙如也。夫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徒曰貌云乎哉！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而答问训告，散在二十篇之中者，皆至言矣。若其德行，则绥之斯来，动之斯和，从游而速肖者，非躬行之化畴克尔。彼仲元者何人斯？貌足以肃人之见，言足以愀人之闻，行足以穆人之观，而其貌其言其行果何若也？虽曰浮沉乡里，栖迟山林，影响昧昧，可即而不可求，故人莫得而纪焉。然世惟无若人也，诚有若人，亦梼、乘之光也。述子房者證之画工，史家之法，固有纤悉于容貌之书者。君平、子真之流，其微言笃行，时时见于他传，尚多有之，至于仲元，何独不然。知仲元者未几，而疑仲元者继之，必自子云之言始。或曰：雄称仲元以自况也。「不夷不惠，可否之间」，古无是论也。见而肃，闻而愀，斯不惠之验欤？观而穆，斯不夷之验欤？草《玄》著《新》，自附于可否之间欤？信若此，则不无可议也。或曰：雄称仲元，子诚齐人也。雄家世蜀，仲元之为人，当世岂无其辈，而此独亟称者，以其为蜀之人耳。若然，则喜而溢美，未足据也。或又曰：雄称仲元取其内外一致，表里俱符也。司马相如、王褒皆蜀产也，雍容閒雅者，不足覆窃赀之丑；造作语言，缀成歌颂者，正当以贡谀献佞为羞耳。弘之擅美，正以其行欤？是亦未可知也。今既无以质雄说之是，而亦无以辨雄说之非，与其以誇诞而议雄，宁若以传而议史，犹可景行古人，而不失为忠厚之论耳。尝试摭仲元之遗事，而为之补传曰：李仲元，不知蜀之何许人，其名曰弘。语在陈寿《蜀志·秦宓传》，其出处当在元、成、哀、平间。与扬雄同郡，又同时也，雄雅敬之，今其载于《渊骞篇》者是已。释《扬子》者，以为详见《华阳国志》，而秦宓以为「不遭《法言》，令名必沦」。宓去弘未远也，而言若此，则其事已不可考矣。常璩增益而附会之，殆皇甫谧撰《帝王世纪》之类，其说难据。盖没后且二百年，刘璋刺益州，乃为之立祠云。断之曰：扬子云以为仲元在夷惠之间，今虽未可信也，仲元将不得在君平、子真之间乎？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