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诸人不能宽李特一年，又不以徐士权为汶山太守，而屯故如此，谓失之豪厘，差以万里。斯言有似，然必不以杜渐为恨者。流民初西，当承诏书，闭关不入。其次易代赵歆，选宜内遣，平西绵竹之会，听王敦之计，少可以宁，豪厘之觉非彼之谓也（《华阳国志》八，又见《十六国春秋》七十六。）。

天步艰难，始自吾州；州党流移，在于荆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遗，顿伏死亡者略复过半，备尝荼毒，足下之所鉴也。客主难久，嫌隙易构，不谓乐乡起变出于不意，时与足下思散疑结，求擒其党帅，惟患算不经远，力不陷坚耳。及在湘中，惧死求生，遂相结聚，欲守善自卫，天下小定，然后输诚盟府。寻山公镇夏口，即具陈之。此公鉴开塞之会，察穷通之运，纳吾于众疑之中，非高识玄睹，孰能若此！西州人士得沐浴于清流，岂惟涤荡瑕秽，乃骨肉之施。此公薨逝，斯事中废，贤愚痛毒，窃心自悼。欲遣滕永文、张休豫诣大府备列起事以来本末，但恐贪功殉名之徒将谗间于圣主之听，戮吾使于市朝以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而甘陶卒至，水陆十万，旌旗曜于山泽，舟槛盈于三江，威则威矣，然吾众窃未以为惧。晋文伐原，以全信为本，故能使诸侯归之。陶侃宣赦书而继之以进讨，岂所以崇奉明诏，示轨宪于四海！逼向义之夫以为叛逆之虏，踧思善之众以极不赦之责，非不战而屈人之算也。驱略乌合，欲与必死者求一战，未见争衡之机权也。吾之赤心，贯于神明，西州人士，卿粗悉之耳。宁当今抱枉于时，不证于大府邪！

昔虞卿不荣大国之相，与魏齐同其安危；司马迁明言于李陵，虽刑残而无慨。足下抗威千里，声播汶衡，进宜为国思静难之略，退与旧交措枉直之正，不亦绰然有馀裕乎！望卿腾吾笺令，时达盟府，遣大使光临，使吾得披露肝胆，没身何恨哉！伏想盟府必结纽于纪纲，为一匡于圣世，使吾厕列义徒，负戈前驱，迎皇舆于阊阖，扫长蛇于荒裔，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若然，先清方夏，却定中原，吾得一年之粮，使搠流西归，夷李雄之逋寇，修《禹贡》之旧献，展微劳以补往愆，复州邦以谢邻国，亦其志也。惟所裁处耳。

吾远州寒士，与足下出处殊伦，诚不足感神交而济其倾危。但显吾忠诚，则汶岳荷忠顺之恕，衡湘无伐叛之虞，隆足下宏纳之望，拯吾徒陷溺之艰，焉可金玉其音哉！然颙颙十馀万口，亦劳瘁于警备，思放逸于南亩矣。衡岳、江、湘，列吾左右，若往言有贰，血诚不亮，益梁受殃，不惟鄙门而已（《晋书·杜韬传》，韬与王敦等数十战，将士多物故。韬请降，帝不许，韬遗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