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曰，昔者孔子，睿圣明吉。天生不群，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王法。门人三千，罔不昭达。临终之日，则大义乖而微言绝。其后周室衰微，战国并争，道德陵迟，谲诈萌生。于是杨、墨、邹、孟、孙、韩之徒，各以所知，著造传记，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缵述其词。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馀十五卷，阙而不说。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耇，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沈，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死，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忽用也。「驷玉虬而乘鹥」，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嫩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谮毁之，王乃疏屈原。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忧心烦乱，不知所诉，乃作《离骚经》。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忠心愁思，独依道径，以风谏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是时秦昭王使张仪谲诈怀王，令绝齐交。又使诱楚，请与俱会武关，遂胁与俱归，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其子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复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终不见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沈而死。《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悯其志焉。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以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

《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何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

叙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传，而莫能说《天问》，以其文义不次，又多奇怪事。自太史公口论道之，多所不逮。至于刘向、扬雄，援引传记以解说之，亦不能详悉。所阙者众，日无闻焉。既有□（一作解。）。词（一作说。），乃复多连蹇其文。□□□濛澒其说。故厥义不昭，徵指不皙，自游览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也。今则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以相发明。为之符验，章决句断，事事可晓，俾后学者，永无疑焉。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见纳，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论其词，以相传焉。

《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章皇山泽，无所告诉。乃深惟元一，修执恬漠，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铺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然犹怀念楚国，思慕旧故。忠信之笃，仁义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玮其辞焉。

《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体忠贞之性，而见嫉妒。念谗佞之臣，承君顺非，而蒙富贵，己执忠直，而身放弃，心迷意惑，不知所为。乃往至太卜之家，稽问神明，决之蓍龟，卜己居世，何所宜行，冀闻异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

《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

《九辩》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辩者，变也，谓陈道德以变说君也。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机衡，地有九州以成万邦，人有九窍以通精明。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伤君暗蔽，国将危亡，乃援天地之数，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明己所言，与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亦采其九，以立义焉。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远之也。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忧思烦乱，精神越散，与形离别，恐命将终，所行不遂。故愤然大招其魂，盛称楚国之乐，崇怀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贤，公卿明察，能荐举人，宜辅佐之，以兴至治，因以讽谏，达己之志也。

《惜誓》者，不知谁所作也。或曰贾谊，疑不能明也。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约也。言哀惜怀王，与己信约，而复背之也。古者君臣将共为治，必以信誓相约，然后言乃从而身以亲也。盖刺怀王有始而无终也。

《招隐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或称大山，其义犹诗有《小雅》《大雅》也。小山之徒，闵伤屈原，又怪其文升天乘云，役使百神，似若仙者，虽身沈没，名德显闻，与隐处山泽无异。故作《招隐士》之赋，以章其志也。

《七谏》者，东方朔之所作也。谏者，正也，谓陈法度以谏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谏不从，退而待放。屈原与楚同姓，无相去之义，故加为七谏，殷勤之意，忠厚之节也。或曰七谏者，法天子有争程七人也。东方朔追悯屈原。故作此辞，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矫曲朝也。

《哀时命》者，严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名忌，与司马相如俱好辞赋，客游于梁，孝王甚奇重之，忌哀屈原受性忠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辞，叹而述之。故曰《哀时命》也。

《九怀》者，谏议大夫王褒之所作也。怀者，思也。言屈原思见放逐，犹思念其君，忧国倾危，而不能忘也。褒读屈原之文。嘉其温雅，藻采敷衍，执握金玉，委之污渎，遭世溷浊，莫之能识，追而悯之。故作《九怀》以裨其词。史官录第，遂列于篇。

《九叹》者，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刘向之所作也。向以博古敏达，典校经书，辩章旧文。追念屈原忠信之节。故作《九叹》叹者，伤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泽，犹伤念君，叹息无已，所谓赞贤以辅志，骋词以曜德者也（已上十八篇，并《楚辞》。）。

苞含六艺，游览百家，用道德为弓弩，□仁义为铠甲（《书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