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夏之北，千里不毛，但以贩青白盐为命尔。请禁之，许商人贩安邑、解县两池盐于陕西以济民食。官获其利，而戎益困，继迁可不战而屈。

威州在清远军西北八十里，乐山之西。唐大中时，灵武朱叔明收长乐州，邠宁张君绪收六关，即其地也。故垒未圮，水甘土沃，有良木薪桔之利。约葫芦、临洮二河，压明沙、萧关两戍。东控五原，北固峡口，足以襟带西凉，咽喉灵武，城之便。然环州至伯鱼，伯鱼抵青岗，青岗距清远，皆两舍。而清远当群山之口，扼塞门之要，刍车野宿，行旅顿绝。威州隔城东隅，竖石盘互，不可浚池。城中旧乏井脉，又飞乌泉去城尚千馀步，一旦缘边警急，贼引平夏胜兵三千，据清远之冲，乘高守险，数百人守环州甜水谷、独家原，传箭野狸十族，胁从山中熟户，党项孰敢不从？又分千骑守碛北清远军之口，即自环至灵七百里之地，非国家所有，岂威州可禦哉？请先建伯鱼、青岗、清远三城，为顿师归重之地。古人有言：「金城汤池，非粟不能守」。俟二年间，秦民息肩，臣请建营田积粟实边之策，修五原故城，专三池盐利，以金帛啖党项酋豪子弟，使为朝廷用。不惟安朔方，制竖子，至于经营安西，绥复河湟，此其渐也。

唐僧著《诗式》三篇，如云「四深」、「二要」之门，「四离」、「六迷」之道，诚关研究，实可师承。四深者，谓「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意度盘礴，由深于作用；用律不滞，由深于声对；用事不直，由深于义类」是也。二要者，谓「要力全而不苦涩，要气足而不怒张」。四离者，谓「虽有道情，而离深僻；虽用经史，而离书生；虽尚高逸，而离迂远；虽欲飞动，而离轻浮」是也。六迷者，谓「以虚诞为高古，以缓慢为淡泊，以诡怪为新奇，以错用意为独善，以烂熟为稳约，以气少力弱为容易」是也。

南唐烈祖、元宗、后主三世，共四十年，起天福丁酉之春，终开宝乙亥之冬。君臣用舍，朝廷典章，兵火之馀，史籍荡尽，惜夫前事，十不存一。余匪鸿儒，颇常嗜学，耳目所及，志于缣缃。聊资抵掌之谈，敢望获麟之誉！好事君子，无或陋焉。太平兴国二年岁次丁丑夏五月一日，江表郑文宝序。

《江表志》者，有国之时，朝章国典，粲然可观，执政大臣以史笔为不急之务。洎开宝中，起居郎高远当职，始编辑升元已来故事，将成一家之言。书未成，远疾亟，数箧文章皆令焚之，无孑遗矣。太宗皇帝欲知前事，命汤悦、徐铉撰成《江南录》十卷，事多遗落，无年可编，笔削之际，不无高下。当时好事者，往往少之。文宝耳口所及，编成三卷。方《国志》则不足，比《通历》则有馀。聊足补亡，以俟来者。庚戌岁闰二月二十三日序。

淳化初，掌漕陕右，周览河陇，遍寻方志，广问象胥。探月支、日逐之穹庐，讨金城、玉关之瓯脱。列于藻绘，焕然在目。

秦相李斯书峄山碑，迹妙时古，殊为世重。故散骑常侍徐公铉，酷耽玉箸垂五十年，时无其比。晚获峄山碑摹本，师其笔力，自谓得思于天人之际。因是广搜己之旧迹，焚掷略尽。文宝受学徐门，粗坚企及之志。太平兴国五年春，再举进士不中，东适齐鲁，客邹邑，登峄山，访求秦碑，邈然无睹，逮于浃旬。怊怅榛芜之下，惜其神踪将坠于世。今以徐所授摹本刻石于长安故都国子学，庶博雅君子见先儒之指归。淳化四年八月十五日，承奉郎、守太常博士、陕府西诸州水陆计度转运副使、赐绯鱼袋郑文宝记。

秦玺者，李斯之鱼虫篆也。其围四寸，至汉谓之传国玺。迄于献帝，所宝用者，秦玺也。历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乱，没于刘石，永和之世，复归江左者，晋玺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玺也。刘裕北伐，得之关中，历晋暨陈，复为隋有者，姚秦玺也。开运之乱，没于耶律，女真获之，以为大宝者，石晋玺也。盖在当时皆误以为秦玺，而秦玺之亡则已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