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鉴明命，欲改钱制，不劳采铸，其利自倍，实救弊之弘算，增货之良术。求之管浅，犹有未譬。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存交易，岂假数多。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一以当两，徒崇虚价者邪。凡创制改法，宜从民情，未有违众矫物而可久也。泉布废兴，未容骤议，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罢息，六货愦乱，民泣于市。良由事不画一，难用遵行，自非急病权时，宜守久长之业。烦政曲杂，致远常泥。且货偏则民病，故先王立井田以一之，使富不淫侈，贫不过匮。虽兹法久废，不可顿施，要宜而近，粗相放拟。若今制遂行，富人赀货自倍，贫者弥增其困，惧非所以欲均之意。又钱之形式，大少多品，直云大钱，则未知其格。若止于四铢五铢，则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识，加或漫灭，尤难分明，公私交乱，争讼必起，此最是其深疑者也。命旨兼虑剪凿日多，以至销尽；鄙意复谓殆无此嫌。民巧虽密，要有踪迹，且用钱货铜，事可寻检，直由属所怠纵，纠察不精，致使立制以来，发觉者寡。今虽有悬金之名，竟无酬与之实，若申明旧科，禽获即报，畏法希赏，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议，智者择焉，猥参访逮，敢不输尽（《宋书·何尚之传》。元嘉二十四年，录尚书江夏王义恭议，以一大钱当两，以防剪凿，议者多同。尚之议又见《通典》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