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范》八政，以货次食，岂不以交易之所资，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于为钱，则是妨其为生之业，禁之可也。今农自务谷，工自务器，四民各肄其业，何尝致勤于钱。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致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谷帛为宝，本充衣食，今分之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用，此之为弊，著于自曩（《通典》作「著于目前」。）。故钟繇曰：「巧伪之民，竞蕴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世制以严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钱之不用，由于兵乱积久，自至于废，有由而然，汉末是也。今既用而废之，则百姓顿亡其财。今括囊（《通典》作「今计度」。）天下之谷，以周天下之食，或仓庾充衍，或粮靡斗储，以相资通，则贫者仰富，致之之遗，实假于钱。一朝断之，便为弃物，是有钱无粮之民，皆坐而饥困，此断钱之立弊也。且据今用钱之处，不以为贫，用谷之处，不以为富。又民习来久，革之怨惑。语曰：「利不百，不易业」。况又钱便于谷邪？魏明帝时，钱废谷用，三十年矣。以不便于民，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治之士，莫不以为宜复用钱，民无异情，朝无异论。彼尚舍谷帛而用钱，足以明谷帛之弊，著于已试也。世或谓魏氏不用钱久，积藏巨万，故欲行之，利公富国。斯殆不然。昔晋文后舅犯之谋，而先成季之信，以为虽有一时之勋，不如万世之益。于时名贤在列，君子盈朝，大谋天下之利害，将定经国之要术。若谷实便钱，义不昧当时之近利，而废永用之通业，断可知矣。斯实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张耳。近孝武之末，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便自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验之事实，钱又不妨民也。顷兵革屡兴，荒馑荐及，饥寒未振，实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视听，弘敦本之教，明广农之科，敬授民时，各顺其业，游荡知反，务末自休，固巳南亩竞力，野无遗壤矣。于此巳往，将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恤。愚谓救弊之术，无取于废钱（《晋书·食货志》，《宋书·孔琳之传》，《南史》二十七，《通典》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