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论灾消异伏，又以梓慎、裨灶犹有错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审，其理诚然也。而云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此则谬矣。灾祥之发，所以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诫，故素服废乐，退避正寝，百官降物，用币伐鼓，躬亲而救之。夫敬戒之事，与其疑而废之，宁慎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于巷党，以丧不见星而行，故日蚀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见星也。今史官言当蚀，亦安知其不蚀乎？夫子、老聃先行见星之防，而劭逆废日蚀之戒，是弃圣贤之成规也。鲁桓公壬申有灾，而以乙亥尝祭，《春秋》讥之。灾事既过，犹追惧未已，故废宗庙之祭，况闻天眚将至，行庆乐之会，于礼乖矣。《礼记》所云诸侯入门不得终礼者，谓日官不豫言，诸侯既入，见蚀乃知耳。非先闻当蚀而朝会不废也。劭引此文，可谓失其义旨。刘劭所执者《礼记》也，夫子、老聃巷党之事，亦《礼记》所言，复违而反之，进退无据，然荀令所善，汉朝所从，遂使此言至今见称，莫知其误矣，后来君子将拟以为式，故正之云尔（《晋书·礼志》上，《宋书·礼志》一，《通典》七十八。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朝士复疑应却会与否，庾冰辅政，写刘劭议以示八座，蔡谟著议非之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