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前被庚戌诏书曰：「军人乘胜，猛气益壮，便当顺流长骛，直造秣陵」。臣被诏之日，即便东下。又前被诏书云「太尉贾充总统诸方，自镇东大将军胄及浑、浚彬等皆受充节度」，无令臣别受浑节度之文。

臣自达巴丘，所向风靡，知孙皓穷踧，势无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设部分，为攻取节度。前至三山，见浑在北岸，遣书与臣，可暂来过，共有所议，亦不语臣当受节度之意。臣水军风发，乘势造贼城，加宿设部分行有次第，无缘得于长流之中回船过浑，令首尾断绝。须臾之间，皓遗使归命。臣即报浑书，并写皓笺，具以示浑，使速来，当于石头相待。军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浑所下当受节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将所领，还围石头，备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镇南诸军人名定见。臣以为皓已来首都亭，无缘共合空围。又兵人定见，不可仓卒，皆非当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诏谓臣忽弃明制，专擅自由。伏读严诏，惊怖悚慄，不知躯命当所投厝。岂惟老臣独怀战灼，三军上下咸尽丧气。世受国恩，任重事大，常恐托付不效，孤负圣朝。故投身死地，转战万里。被蒙宽恕之恩，得从临履之宜。是以凭赖威灵，幸而能济，皆是陛下神策庙算。臣承指授，效鹰犬之用耳，有何勋劳而恃功肆意，宁敢昧利而违圣诏。

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诏书以十六日起洛阳，其间悬阔，不相赴接，则臣之罪责宜蒙察恕，假令孙皓犹有螳螂举斧之势，而臣轻军单入，有所亏丧，罪之可也。臣所统八万余人，乘胜席卷。皓以余叛亲离，无复羽翼，匹夫独立，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诸军不知其虚实，不早缚取，自为小误。臣至便得，更见怨恚，并云守贼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语噂沓不可听闻。

案《春秋》之义，大夫出疆，犹有专辄。臣虽愚蠢，以为事群之道，唯当竭节尽忠，奋不顾身，量力受任，临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顾护嫌疑，以避咎责，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实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输写肝脑，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庶必扫除凶逆，清一宇宙，愿令圣世与唐虞比隆。陛下粗察臣之愚款，而识其欲自效之诚，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讨之事。虽燕王之人乐毅，汉祖之任萧何，无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报，而以顽疏，举错失宜。陛下弘恩，财加切让，惶怖怔营，无地自厝，愿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晋书·王浚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