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例曰：《书》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诸侯必置日御，世修其业，以考其术。举全数而言，故曰六日，其实五日四分日之一，日。一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有畸，日官当会集此之迟速以考成晦朔，错综以设闰月。闰月无中气，而北斗邪指两辰之间，所以异于他月也。积此以相通，四时八节无违，乃得成岁，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则事叙而不愆。故《传》曰：「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然阴阳之运，随动而差，差而不已，遂与历错。故仲尼、丘明，每于朔闰发文，盖矫正得失，因以宣明历数也。

桓十七年，日有食之，得朔。而史阙其日，单书朔，僖十五年，日食，亦得朔，而史阙朔与日。故《传》因其得失，并起时史之谬，兼以明其余日食，或历失其正也。庄二十五年，《经》书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谓正阳之月也。而时历误，实是七月之朔，非六月，故《传》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用币于社，伐鼓于朝，明此非用币：伐鼓常月，因变而起，历误也。文十五年，经文皆同，而更复发，《传》曰《非礼》，明前《传》欲以审正阳之月，后《传》发例，欲以明诸侯之礼也。此乃对贤之微旨，先儒所未喻也。

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而平子言非正阳之月，以诬一朝，近于指鹿为马，故《传》曰「不君矣」，且因以明此月为得天正也。刘子骏造「三统历」，以修《春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统历》唯得一食，历术比诸家既最疏，又六千余岁辄益一日。凡岁当累日为次，而无故益也，此不可行之甚者。固前代名儒，而谓之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以来，诸论《春秋》者，多述谬误，或造家术，或用黄帝以来诸历，以推《经传》朔日，皆不得谐合。日食于朔，此乃天验，《经传》又书其朔日食，可谓得天，而刘、贾诸儒说，皆以为月二日或三日，公违圣人明文，其蔽在于守一元，不与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尝著历论，极言历之通理。其大指有云：「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运其舍，皆动物也」。物动则不一，虽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为月，累月为岁，以新故相序，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频月而食者，有旷年而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恒数，故历无有不差失也。始失于毫毛，而尚未可觉，积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则不得不改宪以从之《书》所谓「铁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易》所谓「治历明时」，言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者。惟此论之，春秋二百余年，其治历通变多矣，虽数术绝来，还寻《经传》微旨，大量可知，时之违谬则《经传》有验，学者固当曲循《经传》月日日之食，以考朔晦，以推时验。而见皆不然，各据其学以推《春秋》，此无异度己之迹，而欲削他人之足也。

余为《历论》之后，至咸宁中，有善算李修、夏显，依《论体》为术，名《乾度历》，表上朝廷，其术合日行四分之数，而微增月行用三百岁改宪之意，二元相推，七十余岁，承以强弱。强弱之差盖少，而适足以远通盈缩。时尚书及史官以《乾度历》与《太始历》参校《古今记》注，《乾度历》殊胜《太始历》，上胜《官历》四十五事，今其术具存。时又并考古今十历，以验《春秋》，知《三统历》之最疏也。今具列其时得失之数，又据《经传》微旨证据及失闰者，考日辰朔晦，以相发明，为《经传》长历如左，诸《经》传证据及失闰违时，文字谬误，皆甄发之。虽未必其得天，盖春秋当时之历也。学者览焉（《续汉·律历志中》注，《永乐大典》本《春秋释例》，《晋书·律历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