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刑之典，由来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圣哲明王所未曾改也。岂是汉文常主所能易者乎！时萧、曹已没，绛灌之徒不能正其义。逮班固深论其事，以为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轻，生刑纵于上，死刑怨于下，轻重失当，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以过怒也，非以残人也，所以救奸，所以当罪。今盗者窃人之财，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无杀害也。则加之以刑。刑之则止，而加之斩戮，戮过其罪，死不可生，纵虐于此，岁以巨计。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闻，而况行之于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练其实，恶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蹈井，愚夫之不若，何取于政哉！今大晋中兴，遵复古典，率由旧章，起千载之滞义，拯百残之遗黎，使皇典废而复存，黔首死而更生，至义畅于三代之际，遗风播乎百世之后，生肉枯骨，惠侔造化，岂不休哉！惑者乃曰：死犹不可惩，而况于刑？然人者冥也，其至愚矣，虽加斩戮，忽为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为改。若刑诸市朝，朝夕鉴戒，刑者咏为恶之永痛，恶者睹残刖之长废，故足惧也。然后知先王之轻刑以御物，显诫以惩愚，其理远矣（《晋书·刑法志》，又见《群书治要》二十九引《晋书》，又《通典》一百六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