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淫逸盗窃，百姓之所恶也。我从而刑之、残之、刻剥之，虽过乎当，百姓不以为暴者，公也。怨旷饥寒，亦百姓之所恶也。遁而陷于法，我从而宽宥之，虽及于刑，必加隐恻焉，百姓不以我为偏者，公也。我之处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轻，百姓之所怜也。是故赏约而劝善，刑省而禁奸。由此言之，公之于法，无不可也；过轻亦可，过重亦可，私之于法无可也。过轻则纵奸，过重则伤善。今之为法者，不平公私之分，而辩轻重之文；不本百姓之心，而谨奏当之书：是治化在身而走求之也。圣人之于法也，已公矣，然犹身惧其未也，故曰「与其害善，宁其利淫」。知刑当之难必也，从而救之以化，此上古之所务也。后之治狱者则不然。未讯罪人，则驱而致之意，谓之能；下不探狱之所由生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为制，谓之忠。其当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则名利随而与之；驱世而陷此，以望化道之隆，亦不几矣！

凡听讼决狱，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权轻重之叙，测浅深之量，悉其聪明，致其忠爱，然后察之。疑则与众共之，众疑则从轻者。所以重之也，非为法不具也，以为法不独立，当须贤明共听断之也。故舜命皋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复加之以三谇（「谇」与「讯」通。）」。众所谓善，然后断之，是以为法参之人情也。故《春秋传》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为情也者，取货赂者也，立爱憎者也，祐亲戚者也，陷怨雠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与夫古人之悬远乎？无乃风化使之然邪？有司以此情疑之群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不通相疑也。不通相疑，欲其尽忠立节，亦难矣。苟非忠节，免而无耻。免而无耻，则民安所厝其手足乎？

春秋之时，王道浸坏，教化不行，子产相郑而铸刑书，偷薄之政，自此始矣。逮至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至于始皇，兼吞六国，遂灭礼义之官，事任刑罚，而奸邪并生，天下叛之。高祖约法三章，而天下大悦。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论议务在宽厚，天下化之，有刑厝之风。至于孝武，征发烦数，百姓虚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宄不胜。于是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转相比况，禁固（旧校云，「固」疑「罔」。）积密，文书盈于机格，典者不能遍睹，奸吏因缘为市，议者咸怨伤之。

凡治狱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之主，不放讯，不旁求，不贵多端，以见聪明也。故律正其举效（旧校云，「效」疑「劾」。）之法，参伍其辞，以求实也。非所以饰实也。但当参伍聪明之耳目，不使狱吏断练节治，成辞于手也。孔子曰：「古之听狱，求所以生之也，今之听狱，求所以杀之也」。故斥言以破律，诋案以成法，执左道以逢政，皆王诛之所必加也（《群书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