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者曰：「子何为著《月令说》也？曰：「予幼读记，以为《月令》体大经问（一本作「同」。），不宜与记书杂录并行，而记家记之，又略及前儒特为章句者，皆用其意传，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徵验。布在诸经，《周官》、《左传》皆实与《礼记》通。他议横生，纷纷久矣。光和元年，予被谤章，罹重罪，徙朔方，内有猃狁敌冲之衅，外有寇锋镝之艰，危险凛凛，死亡无日。过被学者闻，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觉寤，庶几颇得事情，而讫未有记著于文字也。惧颠蹶陨坠，无以示后，同于朽腐。窃诚思之，《书》有阴阳升降、天文历数、事物制度，可假以为本，敦辞托说，审求历象，其要者莫大于《月令》，故遂于忧怖之中，昼夜密勿，昧死成之。旁贯五经，参互群书，至及国家律令制度，遂定历数，尽天地三光之情。辞繁多而曼衍，非所谓理约而达也。道长日短，危殆冠兢惕，取其心尽而已，故不复加删省，盖所以探颐辨物，庶几多识前言往行之流也。苟使学者以为可览，则余死而不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