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圣王之治天下，咸建诸侯以临其民。国有常君，君有定臣，上下相安，政如一家。秦兼天下，罢侯置县，于是君臣始有不亲之舋矣。我文、景患其如此；故令长视事至十余年，居位或长子孙，永久则相习，上下无所窜情，加以心坚意专，安官乐职，图累久长，而无苟且之政，吏民供奉（《北堂书钞》未改本七十八作「养」），亦竭忠（《北堂书钞》作「诚」）尽节而无壹切之计，故能君臣和睦，百姓康乐。苟有康乐之心充于中，则和气应于外，是以灾害不生，祸乱不作。自顷以来，政教稍改，重刑阙于大臣，而密网刻于下职，鼎辅不思在宽之德，牧牧守守逐之，各竞摘微短，吹毛求疵，重案深诋，以中伤贞良。长吏或实清廉，心平行洁，内省不疚，不肯媚灶，曲礼不行于所属，私敬无废于府（有脱误）。州郡侧目，以为负折，乃选巧文猾吏，向壁作条，诬覆阖门，摄捕妻子，人情耻令妻子就逮，则不迫自去。且人主莫不欲豹、产之臣，然西门豹治邺一年，民欲杀之；子产相郑，初亦见诅，三载之后，德化乃洽。今长吏下车百日，无他异观，则州郡睥睨，待以恶意，满岁寂漠，便见驱逐。正使豹、产复在，方见怨谊，应时奔驰，何缘得成易歌之勋，垂不朽之名者哉！犹冯唐评文帝之不能用李牧矣。近汉世所谓良吏，黄侯、召父之治郡，视事皆且十年，然后功业乃著。且以仲尼之圣，由曰「三年有成」，况凡庸之士，而责以造次之效哉。故夫卒成之政，必有横暴酷烈之失。而世俗归称，谓之辨治，故绌已复进，弃已复用，横迁超取，不由次第。是以残猛之人，遂奋其毒，仁贤之士，劫俗为虐，本操虽异，驱出一揆。故朝廷不获温良之用，兆民不蒙宽惠之德，则百姓之命委于酷更之手，嗷嗷之怨，咎归于上。夫民善之则畜，恶之则仇，仇满天下，可不惧哉！是以有国有家者，甚畏其民。既畏其怨，又畏其罚，故养之如伤病，爱之如赤子，兢兢业业，惧以终始，恐失群臣之和，以堕先王之轨也。今朝廷虽屡下恩泽之诏，垂恤民之言，而法度制令，甚失养民之道，劳思而不无功，华繁而实寡。必欲求利民之术，则宜沛然改法，有以安固长吏，原其小罪，阔略微过，取其大较惠下而已。昔唐、虞之制，三载考绩，三考黜陟，所以表善而简恶，尽臣力也。汉法亦三年壹治状，举孝廉尤异。宣帝时，王成为胶东相，黄霸为颍川太守，皆且十年，但就增秩赐金，封关内侯，以次入为公卿，然后政化大行，勋垂竹币。皆先帝旧法，所宜因循。及中兴后，上官象为并州刺史，祭肜为辽东太守，视事各十八年，皆增秩中二千石。建初中，南阳阴意以诏除郎为饶阳令，视事二十三年，迁寿阳令又十八年（「建初」下廿九字从《北堂书钞》未改本七十八服令门补）。近日所见，或一期之中，郡主易数二千石，云拨波转，溃溃纷纷，吏民疑惑，不知所谓。及公卿尚书，亦复如此。且台阁之职，尤宜简习。帝时，尚书但厚加赏赐，希得外补，是以机事周密，莫有漏泄。昔舜命九官，自受终于文祖，以至陟方，五十年不闻复有改易也。圣人行之于古，以致时雍，文宣拟式，亦至隆平。若不克从，是羞效唐、虞，而耻遵先帝也（《群书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