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义理浑融，本不易说；诸儒讲说精备，亦何待说。况某庸晚失学，每读先儒经解，惟有拳拳敬信，愧未能行得一句，何敢更衍浮辞？二广文先生与前庑众职事先辈乃误以某为尝有志于此者，借之讲席，俾诵所闻。某辞以今日之所少者不在讲说而在躬行，此真悃也。乃辞至再而不获，亦惟始述区区之素见，谓终不若反而相勉于躬行耳，便祈指教。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

此章教人为学以躬行为本，躬行以孝弟为先，文则行有馀力而后学之。所谓文者，又礼乐射御书数之谓，非言语文字之末。今之学者乃或反是，岂因讲造化性命之高远，反忘孝弟谨信之切近乎？然尝思之，二者本无异旨也。造化流行，赋于万物，是之谓性，而人得其至粹。善性发见，始于事亲，是之谓孝，而推之为百行。是孝也者，其体源于造化流行之粹，其用达为天下国家之仁，本末一贯，皆此物也。故《论语》一书，首章先言学，次章即言孝弟，至于性与天道，则未尝轻发其秘。岂非孝弟实行，正从性与天道中来，圣门之学，惟欲约之，使归于实行哉？自夫性近习远，利欲易昏，孟子不得已，始教人知性知天；周子不得已，又始晓人以太极、阴阳、五行。无非指示此性之所从来，使人知心之所具者即性，性之所禀者即天，虚灵莹彻，超然物表，尘视轩冕，芥视珠玉，则见于事父从兄，推之躬行践履，自然无玷无缺，纯是本然天性。凡言性天之妙者，正为孝弟之实也。二程先生讲明周子之说，以达于孔孟之说，由性命而归之躬行，其说未尝不兼举。后有学者，宜已不待他求。不幸有佛氏为吾儒之异端，庄、列之戏诞，遁入禅学，又为异端之异端。虽其无父无君，丧失本心，正与孝弟相反，奈何程门言心，彼亦于此时指虚空而言心，程门言性，彼亦于此时指虚空而言性，不惟大相反，而适相乱。彼之空虚反以高广而易入，此之切实反以平常而易厌。故二程既没，门人弟子多潜移于禅学而不自知。虽晦翁朱先生初年亦几陷焉，后始一切反而归之平实。平生用功，多于《论语》；平生说《论语》，多主孝弟忠信。至其言太极性命等说，乃因一时行辈儒先相与讲论而发，亦本非其得已。文公既没，其学虽盛行，学者乃不于其切实，而独于其高远；讲学舍《论语》不言，而必先大《易》；说《论语》舍孝弟忠信不言，而独讲一贯。凡皆文公平日之所深戒，学者乃自偏徇而莫知返，入耳出口，无关躬行。窃尝譬之，酌水者必浚其源，浚其源为酌水计也，反舍其水而不酌，何义也？食实者必溉其根，溉其根为食实地也，反弃其实而不食，何见也？正躬行者必精性理，精性理为正躬行设也，反置躬行于不问，何为也？汉唐老师宿儒，泥于训诂，多不精义理；近世三尺童子承袭绪馀，皆能言义理。然能言而不能行，反出汉唐诸儒下，是不痛省而速反之，流弊当何如也？窃意儒先讲贯已精之馀，正学者敬信服行之日。由儒先之发明，以反求乎孔子之大旨；知性命之从来，以归宿于孝弟之实行。守之以谨，行之以信，爱众以推广乎此，亲仁以增益乎此，基本既立，其用斯溥，他日推之天下国家，特举而措之尔。故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恐必如此，斯为实学，又可更求多于言语间哉！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又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孔子之教人，拳拳于躬行者如此，此晦庵先生所以终身常读《论语》。某尝窃谓人之初生，知有父母而已；及其少长，游戏徵逐，往往至于忘返，与父母渐疏。终身慕父母者，古今一大舜而已。人之初学，知有《论语》而已；及其既长，博习讨论，往往至于忘返，遂与《论语》日疏。终身读《论语》者，古今一晦庵而已。学者常能以孔子之教为主，以《论语》之说为正，庶几不为时尚所移。盖孔子之说，万世无弊；自孟子而下之说，皆随时救弊者也，吾徒尚当谨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