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通鉴》唐贞元五年李泌告德宗君相不言命故事云。臣闻造化之妙，在人主之一心，故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即祥也，不善即殃也，非善不善之外复有所谓祥与殃也。曰：「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一即吉也，二三即凶也，非是德之外复有所谓吉与凶也。夫是之谓造命。舍是而言数，在君子则有警惧之心，在小人则有危疑之心。不知造命于我，而一切听命于天，岂所以安人心而息邪说哉？唐德宗之世，祸乱纷纭，其有以致之乎？使其无之，则必脩礼乐，必明政刑，必不猜忌，必不聚歛，必不黜忠良而任奸邪，而命在我矣。不知出此而委之命，此李泌之所以为谆谆也。今夫日月之薄蚀，期运之屯否，数也。而圣人不曰数，而曰德，故虽值变异，而人心不摇。我宋南渡，甲子再周，岁辰适至于丙午、丁未，而嗣岁三朝，太史有日蚀之占。臣子之爱君者，曰：「是不可不戒也」。而愚夫小人诞谩和附，并为一说，曰：「是循环之数，不可易者，日食为之兆矣」。吁，民言之可畏如此哉！盖国家不幸而有靖康之事，溺奇好异者牵合附会，以为某丙午、丁未有某事为应，似矣。然非丙午、丁未而有是事者，岂少哉？至于景德、淳熙，皆我朝极盛之际，亦从而为之说，是皆不根之论也。自非圣明卓然奋发，致谨于灵明虚一之境，自作元命，何以破千载之惑哉？且自建隆而至嘉康，一百八十八年，日食于正月者四，其三在仁祖之时。皇祐元年、至和元年、嘉祐四年。自建炎而至淳熙，六十有三年，日食于正月者三，皆在高宗之时。绍兴五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然无损于太平中兴之盛者，以德胜也。乃若政和以后，奸臣窃柄，今日曰阴云不见，明日曰当食不亏，亦何救于危亡之数也！是知在天者不必问，在人者所当勉。苟以天变为可惧，人言为可畏，则必自今伊始，兢兢业业，对越在天。夕而思曰国本虚欤，宫室营欤，女谒行欤，燕饮数欤？朝而省曰忠贤伏欤，流离众欤，浮费夥欤，备禦疏欤？凡一事之善，无不为；凡一念之非，无不戒。是乃李泌所谓造命也。天意一回，群疑尽释，景德、淳熙之盛，将复见于今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