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尝观隋大业中巢元方等著《诸病源候论》，其论痈疽诸證，固多本于古书，但能定人以必死之期，而未尝示人以救死之方。然则此书流传于世，见之者毛骨竦立而已，果何益乎？近时陈无择《三因方》盛行，所谓病有三因者，实源于《金匮要略》，非臆说也。其为痈疽叙论，谓阴滞于阳则发痈，阳滞于阴则发疽。而此二毒，发无定处，常以脉别之。浮洪滑数则为阳，微沉缓涩则为阴。阴则热治，阳则冷治，可谓明白简易矣。然考其所用之方，则不能无疑，如乳香、连翘与漏芦二汤。及洪丞相所序内补散，固已明言不可守此一法而普攻之矣。但谓内因则用远志，外因则用大黄，不内外因则用甘草，所谓阴则热治者，初未尝有方及之，后虽有内塞散一方，亦用附子，但施于热退脓血不止之时，非是用于其疾兴作之际。则夫热治之说，竟成泯默而无可传乎？余弟定叔得此疾于积年患渴之后，不数日间，肿大如杯，势极可虑，不敢轻用外科。父兄子弟相与为谋，惟有李君太医老成更练，可付兹事，亟致礼招之。至则诊其脉，察其證，遽举手相贺曰：「此阴病也，见得甚明，无庸过忧。但用多备雄附等料耳」。暨服其药数日，病者大觉烦躁，且索冰水，沃手盥湔。至呼诸子来前，而诰李君曰：「汝以附子杀我，我死，儿辈不从汝取偿命乎」？李君但笑而唯唯，不得已而应之曰：「今夜乃住此药」。退而语诸子曰：「今正是服附子时，舍则无药可进。况病人饮食精神皆不失常，疮溃而脓如涌泉，皆善證也，非附子之功而何？但用附子，稍杂以他剂而进之，使不能别其气味，斯可矣」。诸子如其言，遂收全功。病涉数月，用附子逾三百之数，皆余所目击。向使李君初无定见，终无定力，顾不殆哉！余于此尤惜陈无择《三因方》證治，未及处热治之方也。李君世攻外科，壮岁从古绾陆从老学，指下明彻，如洞见肺腑；用药亲切，如射必中的。晚岁遂为吾乡独步。一日与余言：「今老矣，且惮于出入。然医书之备，莫盛于今日。学者倘能按图而索焉，十岂不能得其五六？但痈疽一證，实为至危之疾，乃绝无所谓热治之方，后学何所考据？况近世有不幸而罹此疾者，多发于阴。如忧虑郁结，色欲过度，阳气衰弱，荣卫不调，非阴类乎？某辄患不韪，著《辨疑论》，乃以常用既效之方，具述于后。因欲命工刻梓，以广其传。幸不靳一语，与之印可，则其为不费之惠，夫岂浅浅」？弥忠当以不文辞，而此论不必以文而行远，于是乎书。淳祐壬寅季秋既望，端明殿学士、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史弥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