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者是也。为政而以德者，如以吾之孝以正人之不孝，以吾之悌以正人之不悌之类是也。此皆为人上者所当为，非有心于欲民之我归而为之也。然德行于上，极其充盛辉光，则同是秉彝好德者，孰不观感而兴起。其或反常败德者，孰不愧忸而消化？所以能端处无为，而天下自归之。其象如北极之星，居于天中枢纽不动之处，而众星四面旋绕而归向之，亦其效之所必至，而非外得者。若不以德，而徒从事于权谋智力以为政，则在我已不胜其劳，而人亦离心不附矣。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此一言，《鲁颂·駉篇》之词也，主于思焉而言。夫子读《诗》，至是有感，而取之以断三百篇之义，非以三百篇之诗皆止乎礼义，而粹然一正也。如变风郑卫之诗，不止乎礼义，而逸于邪思者亦多矣。圣人之意，直以为诗有美恶之不同，其言善者足以感发人之善心，其言恶者足以惩创人之恶志，所以为指归，不过欲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故惟此一言，简要明白，可以通贯全体，而尽盖三百篇之义。因特表而出之以示人，可谓切矣。则读《诗》者，可不深体以为切身之务，而徒讽诵之云哉！然详玩是言，虽约而为义甚博，盖诚之通而大本之所以达也。岂但读《诗》之法为然，凡读书穷理、治心脩身，无适而不可。学者诚能深味其旨，而审于念虑之间，必使无所思而不出于正，则日用云为，千条万绪，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政者，为治之具，若法制禁令，凡听断约束之类是也。刑者，辅治之法，若墨劓剕宫、大辟鞭扑之类是也。以政先示之，则民有所振厉而歛戢矣。其或未能一于从吾政者，则用刑以齐一之，俾强梗者不得以贼善良，而奸慝者不得以败伦理，故民亦畏威革面，不敢为恶，以苟免于刑罚，然无所羞愧，则其为恶之心未亡也。德礼者，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乃吾躬行之所实得者，若孝悌忠信之类是也。礼则制度品节，若冠昏丧祭之仪是也。以己德先率之，则民有所观感而兴起矣。而其浅深厚薄之不一，则明礼以齐一之，俾之周旋浃洽，良心日萌，自将愧耻于不善，而又有以格至于善也。是四者功用之不同，而皆不可以偏废。若专务德礼，而不用政刑，则徒善不足以为政；专用政刑，而不务德礼，则又徒法不能以自行。然其本末表里，亦当有轻重之别。末以饬乎外者，在所轻；而本以淑乎内者，尤当加隆，而不可一日已焉。此又讲明治道者所当知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圣人生知，安行理义大本，无所事学，然圣人之心，则未尝自以为圣而无事于学也。故自童年以往，亦与人同其学。而况乎古今事变、名物制度之详，非由学不可得，所以有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等类。但自常人视之若缓，而圣人为之则甚笃切，常人费心力之苦，而圣人则胸中明朗，随所在莫不至极，而无容吾力，此所以为圣人之学，而非常情之谓也。圣人因吾之有是学也，于是即身立法以示学者，凡为进道之序有六等，非全无其实，而姑为是空言之诱也。其必十五而志于学者，古者八岁入小学，至十五成童，而后入大学。志者，心之所之之谓，向于大学之道，正所以求之而致其格物致知，以诚意、正心、修身之功也。志乎此，则念念在此，必欲至其地而无作辍退转之虑矣。又积十五年之久，至三十而后能立，谓有以自立于斯道之中，已践及实地，而卓然无所跛倚，所守者固，而不为事物摇夺。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至是，则物格知至，而意诚、心正、身脩，盖已实得之，在己而无所事乎志矣。又积十年之久，至四十而后不惑，凡于事事物物之所当然，大如君当止仁、臣当止敬、父当止慈、子当止孝之类，小如坐当如尸、立当如齐、视当思明、听当思聪之类，皆洞识其纲条品节之实，而一无所疑。至此则豁然如大明中睹万象，所知者益明，而无所事乎守矣。又积十年之久，至五十而后知天命，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盖专以理言，而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如君之所以当仁，臣之所以当敬，父之所以当慈，子之所以当孝，坐之所以当如尸，立之所以当如齐，视之所以当思明，听之所以当思聪之类，皆天之命我，而非人之所为者。吾皆知其根原所自来，无复遁情，至此则所知者又极其精，而不惑又不足以言之矣。又积十年之久，至六十而后耳顺，声才入，心即通，是非判然，更不待少致。思而后得其理，才容少思而后得，则是内与外有相捍格违逆，而不得谓之顺矣。如夫子闻《沧浪之歌》，即悟自侮自伐之义，是其顺之證也。至此，则所知者又至熟，而绝无人力矣，即《中庸》所谓不思而得处也。自不惑至此三节，皆以知言，乃明睿日进，无疆之事，与「志学」「而立」时之所谓知，趣味迥不同矣。又积十年之久，至七十而后从心所欲不踰矩，至此，则心体莹彻，纯是天理，浑为一物，凡日用间一随吾意，欲之所之，皆莫非天理，大用流行，而自不越乎法度之外。声即为律，身即为度，所谓道心常为此身之主，而人心一听命矣。即《中庸》所谓「不勉而中」地位也。总而言之，志学所以造道也，而立所以成德也，自不惑、知命而耳顺，则义精之至也；从心所欲不踰矩，则仁熟之极也。在夫子，岂果有六者等级，积累而然哉？亦因己之近似者，以自名欲学者以是为准则，使之优游涵泳，而无躐等之过；日就月将，而无半途之废尔。然立志之始，苟所学者一差，而非圣人之正学，则自后节节从而差，虽用功之勤，亦决不复有所谓立与不惑、知命、耳顺、从心矣。或始焉得其正，而所谓立之一关，有未能彻，则又将若何而能不惑、知命？若何而能耳顺、从心哉！是则志学之初，正圣愚二路之所由分，尤学者之所当致谨。而立之为地，又植本固址之所在，尤学者所当用力也。果能于是二节，路脉不差，而根址深固，则自此而上，惟不倦以终之，虽有四节之高，皆可从容造诣，而无所阻矣。又何圣人之不可至哉！然则学圣人者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