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尝曰：「惟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几二祖之道德风烈，何行而至此乎」？李绛曰：「陛下诚能正身励己，尊道德，远邪佞，进忠直，与大臣言敬而信，无使小人参焉；与贤者游亲而礼，无使不肖与焉；去官无益于治者，则材能出；斥宫女之希御者，则怨旷销；将率择，士卒勇矣；官师公，吏治辑矣，法令行而下不违，教化笃而俗必迁，如是可与祖宗合德，号称中兴，夫何远之有？言之不行，无益也。行之不至，无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将书诸绅」。即诏绛与崔群、钱徽、韦洪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败五十种，为连屏，张便坐。帝每阅视，顾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为如此事」。

臣闻《诗》称文武始于忧勤，终于逸乐，言图治于始而享成于终，逸乐非宴安之谓也。仲虺之告汤曰：「慎厥终，惟其始」。伊尹之告太甲曰：「终始惟一，时乃日新」。盖始勤终怠者，人之常情，故自昔君臣相与警戒，未尝不致谨于斯也。宪宗元和初，锐意有为，慨慕贞观、开元之盛，李绛告以正身励己，进忠远佞，敬大臣，亲贤者，择将率而任官师，行法令而崇教化，初非惊世骇俗之说，亦无甚高远难行之论，而皆修身治国之要道，古今不易之至理。又谓言之不行、行之不尽为无益。帝既嘉纳，又诏搜次君臣成败，列之连屏，以便观览。且每顾左右，戒以「勿为如此事」。惟帝因绛之言，心知惊惧，故一时委用忠贤，不惑群议，削平僭叛，威令几于复振。其刚明果断，虽天资之美，亦忧勤之效也。使帝尽行其言，殆不止于度越二祖而已。柰何淮西既平，浸至骄侈，信任非人，程异、皇甫镈之徒或以羡馀，或以贿赂，相次而进，凡绛所言于帝者，漫不之省，遂使升平之业遽自坠坏，史臣有不克终之叹。言之不行，行之不尽，卒蹈绛之戒，岂非此心怠忽之所致哉。人君临政愿治，傥因宪宗之所以得，鉴宪宗之所以失，听言之际，尊其所闻，行其所知，充而至于高明光大，一政令之施设注措，一人材之进退用舍，本之以至正，持之以至公，兢兢业业，谨终于始，而勿为逸豫怠骄之念所移夺，则唐虞三代之治可以驯致。唐之三君，奚足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