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书，古先圣贤之所以教人者，莫先于此。其规模广大，节目详备。盖古人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大学之理未明，则无以为士，而终身之事业亦可窥矣。故始于一身，而终于国家天下，皆吾身分内事也。孔门传授，无非此理。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之后，不得其传，湮晦几二千年，至于我宋，二程夫子始出而表章之，至文公朱先生又加之精密，且补其缺漏，书始浑备。吾辈因是而窃有闻焉，岂不幸哉？但世之儒者，所见卑陋，平居暇日，略无天下国家之志，相与游谈聚议，自荣身肥家之外，无他说也。繇是《大学》之书，古人所以期望于后世者，不几于无用矣哉？虽然，《大学》之道，其用甚博，其功甚约，不过始于格物致知，而终可以治国平天下。盖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秉彝好德，无智愚、贤不肖皆然也。繇其不能格物致知，虽天之所以予我者，未尝不清明纯粹，而拘于气禀之偏，丧于物欲之累，遂不知善之当为，恶之当去。而圣贤之生，本与我同类，乃甘心与草木俱腐，而自以为当然。呜呼！使其皆若人，则天下国家何赖焉？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前所谓格物致知者，乃修身之要。盖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格物则穷事物之理而无不到，致知则极吾心之知而无不尽，惟物格知致，然后意乃可诚。《传》于「诚意」一条，示人以入德之门，必严于「谨独」二字。盖非谨独，虽欲诚意，意不可得而诚矣。故《传》文于此丁宁而再言之也。于「正心」一条，欲人之正其心，必使之存其心。心苟不存，则视听无所闻见，饮食且不知味，心其能正乎？修身将以接物也，身与物接，不能无厚薄之间，好恶之异。情一徇于所偏，则有不得其平矣。接物而不得其平，则家不能齐，而况于治国、平天下乎？盖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其本既立，推之于国家、天下，特举而措之耳。然则学者于诚意、正心、修身其可不加之意乎？然此三者，乃学者所当为之事。而能为之者，何寥寥如是？盖根于性识之不明而内无所知，间有知之而知之不真。必其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求以自快足于其心，则岂有不为圣贤之事哉？或曰修身固士子之所当为，治国、平天下乃达而在上之事，为士者岂能皆有天下国家哉？殊不知士之为学，正以天下国家为志（伊尹居畎亩之中，已有尧舜其君民之志。），岂平日素无此志不为此学、而能以一日为之也？孔子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盖行义所达之道，即隐居所求之志也，岂有志外之道哉？孟子曰：「得志与民繇之，不得志脩身见于世」。士之为学，岂以穷达而异其心哉？士君子无志于天下国家则已，有志于天下国家，则讲明诚意正心之学，其可已乎？某老矣，不足进于是也，惟诸君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