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天下有常道，下不过为民，上不过为君，君民不过欲交得其所愿。人无异性，则古今无异时，其所以治之者一而已矣。《诗》、《书》所载，皆上古之俗也。其人之好恶、逆顺、哀乐、死生之情，微细出入何以少异于今世？知此理者，尧、舜、汤、武之治可复见于今日。盖其所以为治之道，必有相承而不可废者矣，非各务信其术而自为也。战国纵横，诸子辩士之学起，始取皇帝王霸之道别异而言之，以惑乱世主。其意以为帝不及皇，王不及帝，而霸之所以异于王者，以其弃道而任智，舍迂而趋近。夫帝王之道，非不大而可乐也，时异而不能行，民奸而不能胜也。而后世又有所谓彊国之术者，其说复异于霸。盖愈大则愈远，愈奇则愈近，变常用巧以求功于天下。夫平心克己，节俭爱人，务农重本，轻刑薄赋，此岂非为治之常，百世相承而不可变者哉？而韩非、商鞅、申不害之流，以为此皆帝王已行之迹，熟烂废格而不可施于后世；且悒然待数百年子孙之效，孰与吾身亲见其朝夕之功！是以意制彊国之术，务出于前人之所无有，惊骇其民而要束之；鄙笑先王以为不知出此，而何苦自为迂远难成之意。秦之亡天下，后世虽知其祸原于鞅，至于彊国之术，立见之效，则不能少贬而废之也。噫！由秦而至于今，天下之所以纷乱杂揉，上下相疑而不可治者，岂非失其常道而皆好异术以愚之哉！夫非民心之所有，则安能强而从我？今也见其不治而尤其术之未工，将复出于异，则天下几何而不亡！夫宇文泰之造周，当元魏败亡残灭之馀，奸雄挟制其命，分为东西。泰之所有盖鞅之故地，而苏绰起而佐之，其所行者，又止于计帐、文案、朱墨之程式耳，非有远大之务，欲为帝王者也。方高氏扼关而攻，西人凛然不能自保，则其为彊国之术，求立见之效，宜有出于韩非、商鞅之所未及者矣。而乃犹用古人治国之常道，爱之如慈父，训之如严师，作六条之诏以教守宰，始于清心以脩身，崇教化而尽地力，然后擢任贤人，矜恤狱讼，均平赋役而已，未尝有奇功过人之智也。使诚如鞅所论，则其迂谬无术亦已甚矣，尚何足以计功于争夺之时哉？而周竟用其术以兴，卒并齐灭梁，益以强大，无敌于天下。然则古人治国之常道，其果相承而不可废者欤？既已中弃于商鞅数百年，治国者以为不可复用矣，亦有用之而复验者欤！绰之身亲见富强之效，而周之存亡在于数世之顷，然则果非悒然远待数百年子孙而后可得者欤！观绰之所论，朴直钝弊，腐儒老生之所能谈也，岂其更元魏大乱之后，人之所不闻不知者，而绰骤用之，故反以为新奇而可喜欤？然则今天下之不治有由矣。举天下之人，皆能言绰之所言，皆能知绰之所知，是以朴直钝弊而不足用，其高者则务引帝王之事于荒眇难继之上、闻见之所不及，其卑者尽目前之苟且，或不能如韩非、商鞅有先定决然之智，又从而贸贸然求其所以为治之方。呜呼！治天下者岂有异术欤？夫惟通达高明之至，圣智深远之极，然后能力行熟烂废格之事而深信钝弊朴直之言，此唐、虞、三代之所以为大治而不可及也。若绰者，盖安能之，徒猎闻其一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