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治足以为经，不待经以为治；后世待经以为治，而治未能出于经。其事宏大广远，非一人之故，一日之力，而儒者欲以一二而言之，此其所以漫然而莫得其纪者也。上古圣人之治天下，至矣。其道在于器数，其通变在于事物；其纪纲、伦类、律度、曲折莫不有义，在于宗庙、朝廷、州闾、乡井之间；其教民周旋、登降、会通、应感之节而诵说其所以然之意，使之自得于心而有馀于身，以行之于君臣、父子、夫妇、昆弟，在于学官。其波顺风靡，而天下之人无不根于性命，闲于道德而习于死生之变。其治之成若此。至其承敝改法，圣人继出，损益文质，先后迭施，治有异而不相废，道有同而不相袭。故其言语文字，或始之以陈其义，或终之以纪其成，言与事迁，书与世易，盖其皆可以为经，而当时之天下不待是以为治也。周室既衰，圣王不作，制治之器丧失而不存，或其器仅存而其数废阙不明，民之耳目无所闻见，心无所止，而其上下习为鄙诈戾虐之行，风俗日以弊恶，而相趋于乱。孔子哀先王之道将遂湮没而不可考而自伤其莫能救也，迹其圣贤忧世之勤劳而验其成败因革之故，知其言语文字之存者犹足以为训于天下也，于是定为《易》、《诗》、《书》、《春秋》之文，推明礼、乐之器数而黜其所不合，又为之论述其大意，使其徒相与共守之，以遗后之人。然犹曰：「如有用我者，其为东周乎」！盖经者所以载治，而非所以为治也。其后卒以大乱，战国吞灭，秦、汉崛兴，天下荡然不复尧、舜、三代之旧。其欲学者无所据依，于是始皆求之于书，而孔子之经遂行于天下。故仪封人见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而孔子亦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呜呼！岂非天哉！自是以来，句断章解，补缉坏烂，历世数十而不能以相一。盖至于今百有馀年之间，豪杰之士相因而起，始能推明其说，务合尧、舜、三代之旧，以无失于孔氏之遗意。盖自伏羲至于孔子而道始存于经。自孔子至于今而其经始明，有能施之于治，殆庶几乎！会之以心，验之以物，其行之以诚，其财之以义，其聚为仁，其散为礼，本末并举，幽显一致，卓乎其不可易也。虽然，将即是经以求其制度器数之等而尽复尧、舜、三代之旧欤？则其世远矣，其事往矣，迂暗而不明，牵合而难通，而天下病矣。夫不必求之于尧、舜、三代，则将节文而自为之欤？则内顾自疑而不敢为，虽为之，无所折衷而民不从矣。然则姑守其所闻，以为如是而足以治欤？则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论高而实违，是又不可也。徘徊徬徨，久而不得定欤？则好为异论以败经者将遂出于其间矣，是又不可以不惧也。噫！世无圣人，而天下之所恃以为治者，是经之空言而已。以其未能出于经也，是以治乱之效无异于前世，其难齐之俗，致变之由，或反甚焉。夫拟天地之变化，观治道之离合，如此其大也，及是经之明如此其难也，世之君子可以即其故而深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