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来待夷狄者，不和亲则征伐，何也？其所能尽于此矣！和亲则主辱名卑而民得安；征伐有功则主荣名尊而民伤，无功则主与民俱伤。而有功常少，无功常多，是以后世之论，是和亲者十九。夫必知有征伐之害，而后知有和亲之利。先王未尝征伐夷狄，虽不与之为和，而亦不与之为怨，是故无以卑吾名而亦无以丧吾实。虽然，先王之道不行久矣，而今日之请和，尤为无名。夫北虏乃吾仇也，非复可以夷狄畜；而执事者过计，借夷狄之名以抚之。夫子弟不能报父兄之耻，反惧仇人怀不释憾之疑，遂欲与之结欢以自安，可乎？往者绍兴行之，天下不厌，至于废逐大臣，诛杀名将，尽黜异议者，空士大夫之列，汹汹数岁而后定。一旦虏自败约，始举不得已之兵以应之，天下因又以言复仇为事。暴师淮水之上，久未有功，宰相仍用前策，建议罢督帅，撤攻具，出东西北道四要郡以乞之，而复为和。俄而虏又大出，天下之心，凛然以为盟誓必不可保，然自是疆圉无事又十馀年。虎卧在庭，其起无时，室中之人不得安也；使无弓矢陷阱，或不免徒手而搏之，以必死为决，犹愈于坐而待其噬也。若有弓矢陷阱可用，乃畏虎而不敢用，何哉？呜呼！失吾所操之具而听虏之自为，是独何时而可也！今天下非不知请和之非义矣，然而不敢自言于上者，畏用兵之害也。其意以为一绝使罢赂则必至于战，而吾未有以待之故也。乃其以为不可而敢自言于上者，此非真知其义之不可也，直媒之以自进也，非可用以当虏也。故真知其义之不可者，皆内愧窃叹而不敢言者也。真知者不敢言，敢言者不足信，然则今之所以待虏，益疏略矣。今日之议，臣不敢独以告于上，庶几执事者皆知之。昔祖宗之世也，内治已定，则所谓求和亲之利者，为保全边民计耳，是不惮自屈而力行之可也。今日存亡之忧，不得尚用往事为比。使虏复如辛巳、甲申忽拥大众以求战，和固不可；且其崛起暴强而据吾大半之土壤，已五六十年矣，如使复为天祚盛极将亡，它人出而有之，和亦不可也。盖非惟其义之不可，而势则然矣。昔祖宗之世也，唯其有以驯养契丹使不敢桀傲，则兵可以至于不用。今日之兵，其决不可不用矣，其用有早暮迟速耳。而早暮迟速又非大相辽也，远者五六年，近者三四年，其尤近者或在朝夕耳。然而执事者畏一战之故，不敢以告其上，因不复为之虑，幸其事之不在己，引而去之。夫忧在子孙者，偷吾身之不及见焉可也；忧在吾身，而有出于十数岁之外者，偷目前之未及见焉可也。今也无十年之远，有朝夕之近，是固不可免之急患也，相顾而终未敢言者，何也？贾谊以为「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以诮绛、灌之徒。今积薪尽为火矣，寝燃火之中，不知奋迅于烈焰以自免而坐待其灼烂者，是故不必谊之智而后诮之也。以臣计之，一战之可畏，犹未足畏也；然虽绝使罢赂，而臣以为犹未至于遽战者。盖求战在敌，使之不得战在我，若此之术，执事者所当思也。夫胜敌固有道，用兵固有法，所当施行者固有次第矣。执事者犹未敢开其始，而臣安敢详其终！且今之能言者众矣，不度本末，不量深浅，而历数天下之至计以自衒鬻，此其可用者安在？夫惟以复仇为正义，而明和亲之决不可为，自此以往，庶有可得而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