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为外论四篇，其三篇言今事。著其首篇曰：为国以义，以名，以权。中国不得治夷狄，义也；中国为中国，夷狄为夷狄，名也。二者为我用，故其来寇也斯与之战，其来服也斯与之接，视其所以来而治之者，权也。中国虽贵，夷狄虽贱，然而不得其义则不可以治，不得其名则不可以守，不得其权则不可以应。三者并亡，譬犹舍舟楫而济深渊，以勇怯为浮沈。幸而得济，不可为常；不幸溺没，死且及之矣：后世之事是也。自严尤论戎狄，以为前世未尝有上策；至唐太宗能擒颉利，郡县诸戎，始以严尤为非。若太宗者，所谓上策欤？噫，亦陋矣！以先王之待夷狄，何策之可论？又况从而区别之，与秦、汉并称乎？若太宗者，又真以为有策，则是不能知先王所以待夷狄之意，而何自谓得上策乎？尧、舜之时，南自淮、徐，东被青州之境土，凡海滨广斥山谷深袤之地，教治所不及者，大抵皆夷狄也；尽与中国错居，又非若后世止有猃狁、獯鬻，乃在长城之外，相去且数千里，而以为难治也；尧、舜之土地至狭，又无利兵危矢，诈谋奇计；而夷狄不能侵暴者，名义与权皆得也。嗟夫！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以其有是三者而已。苟舍其所以必胜之具而独以诈力为用，是既已化为夷狄矣，其至于纷纷，何足怪乎！盖自战国并起，三百年之间，秦人最为雄，小国次第亡灭，广大其地而为六国。秦又灭六国，合天下而尽有之，又欲兼取匈奴，秦人之暴甚于夷狄矣。汉起匹夫，亲搏天下，不数年而据秦之故地，此其为仁义道德，足以怀柔其民者何在？奈何冒顿反不能控弦数十万以凭陵边塞，入至太原、晋阳乎？盖三者自是并亡，不复有中国、夷狄之分矣，特以地势相别异耳。力彊则暴师转饷，深入屠戮，如击取禽兽；力弱则俯首屈意，出金银缯帛，配爱女以婿之，亦独何所爱！张良、陈平盖策士，而绛、灌之为丞相主国论者，故奋挺大呼望屋以食之人也，是亦安能知先王之意哉！独一贾谊知之，以为「戎狄召令，主上之操；天子共贡，臣下之体」。虽然，谊于制患之术浅矣，请自为典属国，用三表五饵而系之，若是者，先王待夷狄之意乎？真使匈奴不当汉一大县，此何足治，而况本不计强弱者乎！夷狄尝苦中国无信义，甘言厚利以相啖悦，首开兵端，志在诛剪。然则中国之不振，其失道久矣，岂一日之故也！世无尧、舜、汤、武，待夷狄之意终不可见；无稷、契、伊尹，终不能秉法陈义以佐其君；其所诵习以为笑于天下者，盖书籍之章句耳。嗟乎！有名义而不能执，有权而不能用，或伐或和，视其势之强弱而不能定，此汉、唐之事，不足论也，是既然矣。执之于无所执，用之于无所用，以和为常，与之为一，而天下之人熟于闻见，不知其为中国、夷狄之异者，此祖宗之事，臣不敢深论也。臣之所论者一事。自景德元年与契丹盟，更六圣百二十年，聘使往来，天子亲与之揖逊于庭，未尝一日败盟约也。女真本小种落，契丹奴役耳；不幸天祚失道，使得猖狂，破取其国。天祚以为与大国义兼兄弟，当来援我，或遂不复其国，则望白沟以南自归。当是时，中国以大义之故，遣十万众制女真使不得逞，彼知大国为之助，其势何遽至此也！岂与约并灭其国分取幽州故地以为功者比乎？失此不念，遂有今日。然则夷狄虽不义，常以信义望中国，中国以夷狄为不义，是以不用信义答之；不知此其所以为中国者，本不以夷狄之无而废也。夫兼考前世成败之故，深思今日致患之本，复脩先王三者之道，则中国之待夷狄，固无难矣，何必劳神于智计，斗胜于士卒，益趋于末而不能反哉！故夫若不足听而决不可易者，臣之论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