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前所论者，皆国门内事也。夫门外事，难论也。自陛下嗣位以前，士大夫莫敢有言及门之外者；陛下嗣位以后，始争以门外事为言，几成俗矣。言门外事，既孟浪茫广，多虚寡要，而门内事皆不及知。故臣欲先尽门之内而及门之外。今其将帅不知主名，控禦不知地形，则指事而言者妄矣。臣请先论女真之始所以得者。盖每怪士大夫过于誉虏而甘为伏弱者，何也？其誉之也，谓「阿骨打、黏罕、兀术三人者，夷狄之雄杰，皆古所无有，故本朝之被祸最深」。此大妄也。阿骨打豪其部中，延禧烦扰既过，不堪囚执，起而自叛，此亦常理也。不幸延禧政乱，未尝交锋，辄以败北，女真者，用其兵，食其粮，取其遗戈委甲而因收其土地，披靡逃遁而坐获其国都。而谓「阿骨打之雄杰，如石勒、慕容隽之流，以智力百战，屡偾屡起，卒以得之」，可乎？阿骨打死，吴乞买立，不能主令，而斡离不、黏罕分之；其后兀术来江南。三酋者之夺而我之所以布阵立敌而复不胜者，何故也？自其始入，吾固已空千里无当之者矣。彼荡然而来也，夫未尝与之战败，则黏罕、兀术何以能独过于古之诸胡，而遂取吾之中原如是之酷哉？盖吾上下之人莫有用命，拱手誉虏甘为伏弱而至此耳。且彼之所欲必得者，河北、河东耳。山东、河南之地，先以与张邦昌，后以与刘豫，又后以归我。张邦昌不敢抗而吾不能守也，退而迁维扬耳；刘豫见废以归我而吾不能守也，退而割江北、淮南耳。彼真见吾之不能守也，然后取而据之；然至于今日，犹有不自安之心焉。夫过于誉虏而不能自守，当其始也，乍见骇闻，仓皇扰攘，容有此论矣。今安定久矣，然而誉之不已，何也？誉彼之兵则精锐而吾则疲弱，然则何不易吾之疲弱？而誉彼之精锐何也？誉彼之威令则明信而吾则玩侮，然则何不易吾之玩侮？而誉彼之明信何也？誉彼之规画则审当而吾则苟简，然则何不易吾之苟简？而誉彼之审当何也？誉虏以胁国人，而因为偷安窃禄之计，此风俗不忠之大，而无有知者。方靖康艰难时，惟宗泽不平此论。如泽，未足以见古之立功立事者；然使泽得用，二圣不终北狩矣，固可一战而败也。盖天下之祸，有大可痛者，不战而败，不守而下，此则自古未见有如靖康已来者矣。不追议此而为可以战可以守之事，反谓自古未有如三酋之雄豪者，臣谓此论亦自古所未有。天地之理，久郁不伸，必有待于陛下也。夫黏罕与斡离不同出，而独围太原者一年，既破都城，尽取中国之辎重，徐行而去。兀术生长极北，梦寐不知江海舟楫为何物也，空行问津，至于四明而后返。使古之兵法皆尽废不可用，则彼之雄杰，诚若可信矣；使兵犹有法，则彼之所为乃丧心失灵狂惑而求死者也，何乃誉丧心失灵狂惑求死之人，以为古之雄杰皆莫过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