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之中世，既失其纪纲而藩镇横；及其后也，藩镇复不能自有其威令而士卒骄。五代之乱，帝王屡易者，非藩镇也，士卒也。虽然，藩镇尸士卒之上，而士卒依藩镇以为名，见者不察，而以为其患专在于藩镇。艺祖思靖天下，以为不削节度则其祸不息，于是始置通判，以监统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权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轻其权；监当治榷税，都监总兵戎，而太守者块然徒管空城，受词诉而已。诸镇皆束手请命，归老宿卫，昔日节度之害尽去，而四方万里之远，奉尊京师，文符朝下，期会夕报，伸缩缓急，皆在朝廷矣。其时契丹强盛，太原未服，西有诸戎之遗种，所以备守之者，犹倚边将；至太宗时又渐收之，虽边庭亦如内地矣。盖民困于唐末、五代之久乱，一日能使强藩悍将退听而天下安息，安得不自以为制驭宇内之善谋，遵用而不易哉？虽然，为天下之纪纲，则固有常道。譬如一家，藩篱垣墉，所以为固也；堂奥寝处，所以为安也。固外者宜坚，安内者宜柔；使外亦如内之柔，不可为也。唐失其道，化内地为藩镇，内外皆坚，而人至不能自安；本朝反其弊，使内外皆柔，虽能自安，而有大不可安者。故自雍熙、端拱以后，契丹日扰，河北、山东无复宁居，李继迁叛命，西方不解甲，诸将不能自奋于一战者，权任轻而法制密，从中制外，而有所不行也。咸平之末，真宗幸大名，傅潜、王超以畏懦败北，王继忠以轻进被禽。景德初，复幸澶渊，幸而迄成和议。不然，用当日之规画而欲久与虏校，犯阙之危，不俟靖康而后见矣。夫恃虏之已和而苟天下之无事，割西方以封殖赵德明。至其治具则日密，法令则日烦，禁防束缚日不可动，爵禄恩意，豢养群臣，狃于区区文墨之中。于是侥倖之习胜，而志气日消削，节义日隳败矣。论者亦或非之，其追言太祖之事，如姚内斌、董遵诲、郭进、冯继业之流，皆守一郡，官卑兵少，然而丰财厚禄，久任责成，边警无虞，而太祖能以其力内平僭伪，盖雄略如此，而窃叹后之不能。不知此固昔者为国之本然，曩以惩创五季太甚之故，削损已多，堤防已严，此特其未能去者，而至其后则尽去之耳。自景德以后，王旦、王钦若，以歌诵功德撰次符瑞为职业。上下之意，以为守邦之大猷当百世而不变，盖古人之未至，而今日之独得也，奚暇他议哉！纪纲之失犹其粗者耳，并与人材皆坏。人之知虑，不能自出于绳约之内，历代载籍非不粲然明备，而皆未有能援昔以證今者，但于烦文细故加增之，使不可复脱而后已。此岂不为大可叹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