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纲、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细也，纪纲其大也。古人之为国，岂能尽正！盖或得其大，或得其细，有失其一，必得其一。若细大俱失，而欲恃烦文细故以维持国家，可静而不可动，易屈辱而难尊荣，则本朝之事是也。虽然，法度之失，未至于如纪纲之失，此古人之所甚讳也。自尧、舜已来，外有岳牧，内有九官，一以制度，颁以文告，观以巡狩，诸侯虽国异家殊，莫有敢不相率而朝者。治兵如治刑，治夷狄如治中国，此唐、虞、夏、商之纪纲也。至周，参以宗室，维以功臣，其制加密矣。秦则破坏封建而为郡县，削弱黔首，禁制将相，自天子以外，无尺寸之权，一尊京师而威服天下。是时北胡亦始合为一国，则筑长城以限隔之。重缘边之兵，攘却其要地，而匈奴遁迹自屏，不敢争衡。然人主恣睢太甚，而下不堪命，不旋踵而败亡，后世皆以秦之纲纪为失。虽然，秦之纪纲则诚失也，然而以强为失而不以弱失，以大为失而不以小失。夫强大之势易为也，秦特不知为而已，亦未可以深罪秦也。汉因秦制，三边各自备，内郡专刑赏。丞相、御史虽统摄天下，刺史、司隶虽督察郡国，而守、相皆得自为。兵其兵也，民其民也，财其财也，极其所治，无不可者，有进而授首，无退而掣肘。两汉之治所以独过于后世者，岂非其操之简而制之要哉！当其盛时，攘夷辟地至数千里，至其衰也，尚能系服单于而臣妾之，夫岂蹙缩凡儒之论，所可疵病其失哉！此汉之纪纲也。三国分裂，虽科禁严密，民无所措手足，本不足以言治；然边方鼎立，彼此窥伺，一有蹉跌而祸败随之。其所以皆自立于窘匮衰乱之馀不可动摇者，岂非其分人以地，任人以兵，功有所望，罪有所归，截然自用而不相拘制哉？西晋使外制内以成诸胡之乱，及其征镇固守，以忠义相奖激，虚名遗号，犹为统一海内之具。至王导为东晋，重上流之柄，壮扬州之势，石勒、苻坚，皆竭天下之力，无岁不战，而晋卒赖以立。其后北则魏、齐、周、隋，南则宋、齐、梁、陈，皆循用之。是则纪纲之所在，患乎授任之非人而不以人为不当授任，患乎分画之无地而不以地为不当分画，患乎外敌而不患乎内侮，其事盖昭然矣。唐用周、隋府卫之法，拣择天下之民，聚为强兵，内则诸卫将军，外则节度总管，四夷臣属，万里请命。虽常困于征伐，而唐之威令又过于汉矣。州郡削小，分置益多，而辟置生杀之权，视前世皆已稍损。至于中年，边将权重，遂成末大之患，无以抗之，而内地亦皆裂为藩镇，淆乱混并，不分缓急，不辨内外，百世相承之纪纲由此坠失。卒至五代，以成本朝惩创之说，而纪纲不可复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