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或生于相激，宏词之废久矣。绍圣初，既尽罢词赋，而患天下应用之文由此遂绝，始立博学宏词科。其后又为词学兼茂，其为法尤不切事实。何者？朝廷诏诰典册之文，当使简直宏大，敷畅义理，以风晓天下，典、谟、训、诰诸书是也。孔子录为经常之词以教后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谓重矣。至两汉制诏，词意短陋，不复彷佛其万一。盖当时之人，所贵者武功，所重者经术，而文词者，虽其士人哗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略之，大要去刀笔吏之所能无几也。然其深厚温雅，犹称雄于后世，而自汉以来，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对偶，铭、檄、赞颂，循沿汉末以及宋、齐，此真两汉刀笔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谓之奇文绝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于朝廷，何哉？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其人未尝知义也，其学未尝知方也，其才未尝中器也，操纸援笔以为比偶之词，又未尝取成于心而本其源流于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显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且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宁之以经术造士也，固患天下习为词赋之浮华而不适于实用；凡王安石之于神宗，往反极论，至于尽摈斥一时之文人，其意晓然矣。绍圣、崇宁，号为追述熙宁，既禁其求仕者不为词赋，而反以美官诱其已仕者使为宏词，是始以经义开迪之而终以文词蔽淫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既以为宏词，则其人已自绝于道德性命之本统，而以为天下之所能者尽于区区之曲艺；则其患又不特举朝廷之高爵厚禄轻以与之而已也，反使人才陷入于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罢词赋而置词科，今词赋、经义并行久矣，而词科迄未尝有所更易，是何创法于始而不能考其终，使不自为背驰也？盖进士制科，其法犹有可议而损益之者，至宏词则直罢之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