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举一事求利于事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求利于法而卒以害是法」者何也？今朝廷之法度，其经久常行不可变改者，十数条而已，而皆为法度之害。故用人以资格为利，而资格为用人之害；铨选以考任为利，而考任为铨选之害；荐举以关升、改官为利，而关升、改官为荐举之害。至于任子，则有数害：自员郎致仕即得荫补为一害，太中大夫待制已上荫补得京官为一害，一人入仕世爵无穷为一害，今者汰其谬滥，限其员数，又为一害。科举亦有数害：取人以艺既薄于古，今并与艺而失之为一害，古者化天下之人为士使之知义，今也化天下之人为士尽以入官为一害，解额一定，多者冒滥，少者陆沈，奔走射利，丧其初心，于今之法又自坏之为一害，一预乡贡，老不成名，以官锡之，既不择贤，又不信艺，徒曰恩泽，官曹充满，人才败坏，又为一害。京师之学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诱天下，州县之学无考察之法，则聚食而已，而学校之法为害。制科所以求卓越多闻之士，而责之于记诵，取之于课试，所言不行，所习不用，而制科之法为害。博学宏词者，以罢词赋而进人于应用之文耳，美官要职，遂为捷径，一居是选，莫可退却，而宏词之法为害。募役之法，本以免天下之为役者耳，今也保正长之弊，通天下皆患之，而役法为害。著之律敕，综理万事，朝廷随时制宜。定为《新书》以一条贯，有出意见，莫知推行，但曰检坐申严而已，而《新书》为害。国家本患州县之过失不得上闻，故置监司以禁切之，而今也禁切监司之法反甚于州县之吏，岂以监司为非其人乎？抑惟其人而必用是法乎？而监司之法为害。府史胥徒，所以行文书、给趋走，虽尧、舜不能废也，而今也植根固本，不可摇动，大官拱手惟吏之从，而胥吏为害。又因是以推昔之所行，行经界则经界为害，行保甲则保甲为害，行方田则方田为害，行青苗、市易则青苗、市易为害。举事立法，无非所以求利，而事立法行，则无非为害。上下内外亦举皆知其为害矣，然而贤者则以为是必不可去之害，庸愚者则恃其有是害也足以自容，而其小人则或求甚于所害。天下皆行于法度之害而不蒙法度之利，二百年于此，日极一日，岁极一岁，天下之人皆以为不知其所终，而不知陛下将何以救之哉？故臣愿陛下揭其条目而治之，去害而就利，使天下旷然一日得行于昭昭之涂，虽三代以上远而未易言，两汉及唐之盛世可立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