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至德以后，节度专地而抗上令，喜怒叛服在于晷刻，而藩镇之祸，当时以为大论矣。然国擅于将，犹可言也。未久而将擅于兵，将之所为，惟兵之听，而遂以劫制朝廷。故国擅于将，人皆知之，将擅于兵，则不知也。大历、贞元之间，节度使固已为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于本朝之初，人主之兴废，皆群卒为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听命而不敢较。而论者特以为其忧在于藩镇，岂不疏哉！太祖既收节度权柄，故汰兵使极少，治兵使极严，所以平一僭乱，威服海内者，太祖统纪制御之力，非恃兵以为固者也。群臣不考本末，不察事势，忘昔日士卒奋呼专上无礼之患，而反以为「太祖之所以立国者，其要在兵，都于大梁，无形势之险，而其险以兵」。夫都于大梁，因周、汉之旧，而非太祖择而都之也。使果恃兵以为固，则连营百万，身自增之，不待后世也，其数乃不满二十万，何哉？不以兵强，前世帝王之常道也；况太祖之兵不满二十万，其非恃兵以为固也决矣。召募之日广，供馈之日增，盖雍熙、端拱以后，契丹横不可制而然耳。康定、庆历，谋国日误，恃兵为固之说大炽不禁，而后天下始有百万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无可为者矣。而上下方扬扬然自以为得计，为之治文书，聚财赋，尽用衰世裒刻之术，取于民以啖之而犹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则又为之俛首以事骄虏，而使之自安于营伍之中也。故王安石为神宗讲所以销兵之术，知兵之不胜养，而犹不悟籍兵之不必多，教诸路保甲至四五十万，阴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为兵，于是虚耗之形见而天下之势愈弱。元祐废罢保甲，史臣以为「太祖设阶级之法，什伍壮士以销奸雄之心，兵制最明，而百馀年无祸乱，王安石不足以知此」。《实录》所载，盖当时议论之本原也。虽然，王安石则信不足以知此，而不为王安石者岂能知之哉！至于绍圣以后，则又甚矣。保甲复治，正兵自若，内外俱耗，本末并弱。大观、政和中，保甲之数至六七十万。二法皆弊，名具实亡，故军制大坏，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挻，化为盗贼。斡离不始挟兵才万馀长驱而至，莫有敌者，仓卒遣人召白徒以勤王，京师不守，则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呜呼痛哉！养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祸，不用兵以自败，未有甚于本朝者也。而议者犹曰，「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因而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损」。是厚诬太祖而重误国家也。加以四屯驻之兵，又昔日所未有，以数倍祖宗之财用，投于四总领之巨壑。而州郡又以厢禁兵自困，侵削民力，至于空尽。问其外禦，则曰「请和不暇」；问其内备，则曰「仓卒可虑」。统制、统领、总管、路钤，将兵之官，充满天下，坐糜厚禄，而兵未尝有一日之用。方今国未见有难治之弊，敌未见有难破之验，徒以自困于兵，浸淫重滞，不能轻利，其一曰四屯驻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厢禁士兵弓手之患。去一患则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则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则一方利。兵患去则兵强，惟所用之，无不可者。陛下果决于此，岂有久而不革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