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究利害之所极以定国家之论亦必曰取燕」？唐之中世，燕、蓟先为叛臣据有其地，以及于亡。及石氏分画以奉契丹，彼匹夫盗贼之下者耳，以救死之策，冀所非望，是乌知天下之常势哉！使契丹坐全燕以制中国，石氏竟不及守，而开胡虏以长驱渡河之事。及周世宗未能克定，而本朝独当失燕之祸。端拱以后至于咸平，京师凛凛常有戎马在郊之忧，而齐、赵之间殆无宁岁。寇准、曹利用始创和约，出金帛以啖之，而后少安。庆历中，仁宗谋欲败盟，范仲淹谓虏必张犯阙之势，请亟城汴都，而吕夷简因建魏为北京，示将亲征以伐敌情者，卒至于增币卑辞而后已。盖渡河犯阙，开运之已成，景德之仅免，而其覆辙常存。由是言之，靖康之祸，不特群憸阶乱之所致，而国家之弱势固使之久矣。夫燕、蓟，中国之郛郭也；河北、河东，中国之阛阓也。弃其郛郭而设捍禦于阛阓，举一世之谋虑皆自以为可久安而无他，此贾谊所谓「非愚则谀」，「非实知治乱之体」者也。且秦一六国而攘匈奴，筑长城以隔之。秦、汉之天下，岂唐、虞、三代戎狄错居之法可以行于其间哉？今虽使张王师，返都邑，款陵庙，尽复祖宗已失之地，而燕、蓟之不复，犹处国家之弱势，未削石氏之覆辙，威必不振，国必不立。何也？有天下者以天下取，以天下守，故尽天下之势，非可以畏缩苟安，立私说而妨正论也。不然，则项氏、刘氏中分天下，自沛公起而得鸿沟以西，孰曰不可？而张良乃召黥，彭、韩信分数千里地以共灭之；惜彼而弃此，何哉？故国家之论，非习熟见闻者所能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