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靖康之祸，在于取燕；追论靖康之失者，亦必曰取燕。虽然，究利害之极以定今日之大计，不过取燕而已。何谓「致靖康之祸在于取燕」？自石晋割而不合，太宗征而不定，赵普、田锡、王禹偁之流，固尝以志复燕、蓟为非矣。至景德约和，而中国之人遂以燕为外物，不置议论之内。及庆历中，刘六符反索周世宗关南诸县，富弼为之设辞增赂而后仅止。其后萧禧办理河东疆域，又举数百里畀之，而王安石、韩绛不知较也。况于王黼、蔡攸之妄庸，乃欲必取异代已割之燕，卒于失信契丹，取侮女真，以贻大变。此所谓「致靖康之祸」者。然士大夫特泛言其粗耳，未能知其实也。何谓实？曰：「不能取燕而已」。使契丹政令犹强，社稷犹固，我独抗宿愤，劳累战，虽得燕、蓟，而财竭民怨，内溃外叛，遂以失国，若此而谓「致靖康之祸在于取燕」，可也。今天祚地丧于外，位夺于内，窜身夹山，死亡朝夕，其国灭矣。因时拯乱，汤、武之业也；疆理天下，舜、禹之政也。纪律颇严，将卒颇厉，乘时以取全燕，收拾汉、唐之遗民，何为不可！夫坚守重誓于既亡之契丹，不知女真一旦袭其后，踵以陵我。当是之时，王黼、蔡攸所不论也，以韩琦、富弼之谋，何以处之乎？种师道既败，刘延庆又败，萧后与夔离不以折北不支，女真之溃兵轻突我师若无人焉，其所为用众者如此。遂祷女真纳赂以巨百万计，所买者山前六郡之空城，乃以王安中与郭药师降虏共事，竭中国事力以馈常胜军。山后之地，往返论难不决，而药师挟女真以南矣。由是言之，其祸在于不能取燕，而非以取燕致祸也。夫不能取燕而命之曰取燕，以是致祸，是昔日之败事既然矣；未尝得燕，而犹曰祸在于取燕，是今日之谬论犹未解也。败事既往，空言无益，谬论未解，实害最大，不可畏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