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者孔子适周而观礼，上世帝王之书，盖亦无所不睹矣。包羲氏、神农氏、黄帝氏始开天地而建人极，其大者固已为百王之所不可废，而风俗之尚朴、法度之尚简也，故其书不可存而存其大者，《易》所载十三卦圣人是也。而《易》之书则天地古今之变备矣。帝尧始因时立制，可以为万世法程，而百王之纲理世变者，自是而愈详，故裁而为书，三代损益之变，后世圣人将有考焉。而夏商之书，杞、宋特不足證，于是始定《周礼》。又参考周家风俗之盛衰，与其列国离合之变，删而为《诗》。其于周可谓详矣。又取累圣之所以宣天地之和者，列为《乐书》。而又伤春秋之变，遂不可为也。齐威晋文之伯，首变三代之故，而天地之大经从此废矣。圣人之所以通百代之变者，一切著之《春秋》。《六经》作而天人之际其始终可考矣。此圣人之志也，而王仲淹实知之。九师三传，齐、韩、毛、郑、大戴、小戴与夫伏生、孔安国之徒，其于六经之文，穷年累岁，不遗馀力矣；师友相传，考订是非，不任胸臆矣；而圣人作经之大旨，则非数子之所能知也。天下而未有豪杰特起之士，则世之言经者岂能出数子之外哉，出数子之外者，任胸臆而侮圣言者也。彼其说之有源流也，历盛衰之变也，合前后之智也，于圣人之大者犹有遗也。纳天下之学者于规矩之内，吾未见其舍注疏而遽能使其心术之有所止也。当汉、唐之盛时，学者皆重厚质实，而不为浮躁儇浅之行，彼其源流有自来矣。祖宗之初，不以文字卑陋为当变，而以人心无所底止为可忧，故天下之士惟知诵先儒之说以为据依，而不自知其文之陋也，是以重厚质实之风往往或过于汉唐盛时。其后景祐、庆历之间，欧阳公首变五代卑陋之文，奋然有独抱遗经以究终始之意，终不敢舍先儒之说，而犹惓惓于正义，盖其源流未远也。嘉祐以后，文日盛而此风少衰矣。极而至于熙、丰之尚同，犹未若今日之放意肆志以侮玩圣言也。圣人作经之大旨，非豪杰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纤悉曲折之际，则注疏亦详矣，何所见而忽略其源流而不论乎！无怪乎人心之日偷，而风俗之日薄也！然考之三朝，未尝立法也，而天下之学者知以注疏为重，则人心之向背顾上之人如何耳。夫取果于未熟，与取之于既熟，相去旬日之间，而其味远矣。将以厚天下学者之心术，而先启其纷纷，则又执事之所当虑也。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岂忠厚者之论乎，盍亦思所以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