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岂有道外之事哉，而人心之危不可一息而不操也。不操其心，而从容乎声、色、货、利之境，以泛应乎一日万几之繁，而责事之不效，亦可谓失其本矣。此儒者之所甚惧也。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人主以一身而据崇高之势，其于声、色、货、利，必用吾力焉，而不敢安也；其于一日万几，必尽吾心焉，而不敢忽也。惟理之徇，惟是之从，以求尽天下贤者之心，遂一世人物之生，其功非不大，而不假于外求，天下固无道外之事也。不恃吾天资之高，而勉彊于其所当行而已。汉武帝好大喜功，而董仲舒言之曰：「勉彊行道大有功」。可谓责难于君者矣。请试申之。昔者尧、舜、禹、汤、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彼皆大圣人也，安行利行，何所不可，又复何求于天地之间而若此其切哉？盖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此入彼，间不容发，是不可一息而但已也。夫喜、怒、哀、乐、爱、恶，所以受形于天地而被色而生者也，六者得其正则为道，失其正则为欲。而况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目与物接，心与事俱，其所以取吾之喜、怒、哀、乐、爱、恶者不一端也，安能保事事物物之得其正哉！一息不操则其心放矣。放而不知求，则惟圣罔念之势也。夫道岂有他物哉，喜、怒、哀、乐、爱、恶得其正而已；行道岂有他事哉，审喜、怒、哀、乐、爱、恶之端而已。不敢以一息而不用吾力，不尽吾心，则彊勉之实也。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而无一民之不安，无一物之不养，则大有功之验也。天祐下民而作之君，岂使之自纵其欲哉，虽圣人不敢不念，固其理也。武帝雄材大略，杰视前古，其天资非不高也；上嘉唐虞，下乐商周，其立志非不大也。念典礼之漂坠，伤六经之散落，其意亦非止于求功夷狄以快吾心而已，固将求功于圣人之典，以与三代比隆，而为不世出之主也。而不知喜、怒、哀、乐、爱、恶一失其正，则天下之盛举皆一人之欲心也，而去道远矣，有功亦止于美观耳。尧舜之「都」「俞」，尧舜之喜也，一喜而天下之贤智悉用矣。汤武之《诰》、《誓》，汤武之怒也，一怒而天下之暴乱悉除矣。此其所以为行道之功也。经典之悉上送官，非武帝之私喜也，用为私喜，则真伪混淆，徒为虚文耳；夷狄之侵侮汉家，非武帝之私怒也，用为私怒，则人不聊生，徒为世戒耳。使武帝知彊勉行道，以正用之，则表章而圣人之道明，必非为虚文也；诛讨而夷、夏之势定，必不为世戒也。其功岂可胜计哉。武帝奋其雄材大略，而从容于声、色、货、利之境，以泛应乎一日万几之繁，而不知警惧焉，何往而非患也！说者以为：武帝好大喜功，而不知彊勉学问，正心诚意以从事乎形器之表，溥博渊泉而后出之，故仲舒欲以渊源正大之理而易其胶胶扰扰之心，如枘凿之不相入，此武帝所以终弃之诸侯也。夫渊源正大之理，不于事物而达之，则孔孟之学真迂阔矣，非时君不用之罪也。齐宣王之好色、好货、好勇，皆害道之事也，孟子乃欲进而扩充之：好色人心之所同，达之于民无怨旷，则彊勉行道以达其同心，而好色必不至于溺，而非道之害也；好货人心之所同，而达之于民无冻馁，则彊勉行道以达其同心，而好货必不至于陷，而非道之害也；人谁不好勇，而独患其不大耳。人心之所无，虽孟子亦不能以顺而诱之也。不忍一牛之心，孟子欲其扩充之，以至于五十之食肉，六十之衣帛，八口之无饥，而谓之王道。孟子之言王道，岂为不切于事情？梁惠王问利国，未为戾于道也；移民移粟，未为无意于民也；孟子皆不然之，而力以仁义为言。盖计较利害，非本心之所宜有，其极可以至于忘亲后君，而无可达于事物之理，非好货好色之比，而况不忍一牛之心乎！圣贤之所谓道，非后世之所谓道也。为人上者，知声、色、货、利之易溺而一日万几之可畏，彊勉于其所当行，则庶几仲舒之意矣。夫天下岂有道外之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