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事，最为难应者，百万之众卒然临之，而群情有不测之忧；坐观其来而望风请命，则惧至于失吾之大计：起而欲拒之，则又惧力之不足而反为大患。唯英雄之君，为能出身以当之，而其气不慑。观其势，审其人，随其事变而沛然应之，切中机会而未尝有失。此固非侥倖于或成而畏谨者之所能为也。故吾欲拒之，则以至寡当至众，而吾能保其必胜；而不拒之，则啖以甘言，济以深谋，而彼必不敢动。二者之所为不同，而均于有成效。昔者汉高帝之据关，尝欲纳项籍矣；而孙权之据江东，则举兵而拒曹公。事变不同，应之亦异。何以言之？项籍劫诸侯之兵，西向入秦，所当者破，胜气百倍，此其势固不可拒也；而籍之为人，勇而无谋，气虽行，然而有不忍之心，可下以言，则亦何必拒之哉？曹公并荆州之众，东向俱下，而轻骑兼进，千里趍利，复与吴争长于舟楫之间，此其势易拒也；而公之为人，智而多诈，其言甘，其心忍，一罹其手，莫之能救，则虽欲不拒，不可得已。观其势，审其人，而后可以当大变也。当时之人，乃教高祖拒，而劝孙权降，可谓两失机矣。方帝封秦府库，还军灞上，其计善矣；一惑其说，遽命拒关，鸿门之役，微项伯几殆。使帝能因籍之来，开关延之，身往见籍，再拜贺救赵之功，作而曰：「秦为亡道，英雄并起。章邯举全国之师，出关击之，驱灭群雄，如猎孤兔。当此之时，邯以为天下易与耳。渡河击赵，偃然不顾。将军整数万之众，趍救钜鹿，焚弃辎重，身先士卒，叱咤风生，震呼响应。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人百其勇，秦军大溃。诸侯观之，心战胆栗，始知将军为真英雄，膝行而前，莫敢仰视。敢贺」。又再拜谢所以破秦，作而曰：「臣与将军戮力攻秦。将军渡河救赵，大破秦军，秦之良将劲卒尽于钜鹿，臣得引兵略地，通行无累，乘虚入关，遂降子婴。凭藉威灵，得展尺寸。不然，臣何以至此？敢谢」。又再拜请分王之约，作而曰：「臣自入关，秋毫无所取，籍吏民，封府库，还军灞上，以待将军。将军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于天下功最多，宜为盟主，以幸天下，裂土行封，加惠于诸侯。将军世居大楚，身为霸王，臣愿得如约居关中，与诸侯比肩错壤，臣事大楚，世为西藩，异者击之。非臣之私，实将军之大义。敢请」。彼籍素不忍，可啖以言，吾曲意推之，则必欣然而受，固不背吾关中之约矣。吾得王关中，然后收英雄之士，合义从之众，厉兵南向，则全蜀可谈笑而取；抗旌北首，则两河可指麾而定。席捲燕赵，电扫齐鲁，据形势之雄，慑项籍之气，然后三面并进以攻之，则彼将拱手就缚，亦何至于屡战屡败，重残天下之民哉！张子房号为知天下之大计者，见其距关，不能预为之谋，事迫而仅能解之。此岂其虑有所不及耶，抑知之而不敢告耶？然幸而谢过之后，籍犹使之王巴蜀，得乘衅而取关中，而争天下。苟王之于燕赵若齐鲁之间，则大失机矣，天下岂遽为汉有哉！此其成特出于幸也。若夫孙权，盖亦不惑于流议矣。审操可拒，卒置众说而断用周瑜，使与刘备协力，期必拒之，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非惟免虎口，而且有大功。此其临大变而不慑，岂幸也哉！权既不慑于孟德，而魏文继立，始曲意事之。啖以甘言，效其珍物，有求则从，惟恐少拂其意，欲待其骄而乘其变，其谋深矣。不幸而司马仲达在魏，而其谋卒不获骋。此则遇时之不幸，而非权之罪也。夫高帝之英雄，非权之所能髣髴；而帝之成实出于幸，权之不成实出于不幸。故夫天下之事，未可以成败而定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