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者忽忽奉状，聊以致其平时所欲言者耳，非敢与长者辨。乃承谆复下谕，所宜再拜受教，而纸末之谕，尤使人恻然有感，自当一切不论。然其间亦有不可不言者。如亮之本意，岂敢求多于儒先，盖将发其所未备，以窒后世英雄豪杰之口而夺之气，使知千涂万辙，卒走圣人样子不得；而来谕谓亮「推尊汉唐以为与三代不异，贬抑三代以为与汉唐不殊」，如此则不独不察其心，亦并与其言不察矣。某大概以为三代做得尽者也，汉、唐做不到尽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尽而无常泯，法之文有不备而无常废」。惟其做得尽，故当其盛时，三光全而寒暑平，无一物之不得其生，无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尽，故虽其盛时，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运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时而夭阏者，人遂其性亦有时而乖戾者。本末感应，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无有是处，安得有来谕之所谓小康者乎？只曰「获禽之多」，而不曰「随种而收」，恐未免于偏矣。孔子之称管仲曰：「威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说者以为：孔氏之门，五尺童子皆羞称五伯；孟子力论伯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称之如此，所谓「如其仁」者，盖曰似之而非也。观其语脉，决不如说者所云。故伊川所谓「如其仁者，称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计其功，夫子亦计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则亦近于来谕所谓「喜获禽之多」矣。功用与心不相应，则伊川所论「心迹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时而判乎？圣人之于天下，大其眼以观之，平其心以参酌之，不使当道有弃物而道旁有不厌于心者。九转丹砂，点铁成金，不应学力到后反以银为铁也。前书所谓「搅金银铜铁镕作一器」者，盖措辞之失耳。新妇急欲为其父遣人，一夕伸纸引笔而书，夜未半而书成，不能一一尽较语言，亦望秘书察其大意耳。王通有言：「《皇坟》《帝典》，吾不得而识矣，不以三代之法统天下，终危邦也。如不得已，其两汉之制乎！不以两汉之制辅天下者，诚乱也已」。仲淹取其以仁义公恕统天下，而秘书必谓其假仁借义以行之，心有时而泯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时而废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废可乎？至于「全体只在利欲上」之语，窃恐待汉、唐之君太浅狭，而世之君子有不厌于心者矣。匡章通国皆称其不孝，而孟子独礼貌之者，眼目既高，于驳杂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奔迸，利欲万端，宛转于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为可贵耳。若于万虑不作，全体洁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学之事耳。一生辛勤于尧舜相传之心法，不能点铁成金而不免以银为铁，使千五百年之间成一大空阙，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运，而我独卓然而有见，无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来书所谓「天地无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运行无穷，而在人者有时而不相似」，又谓「心则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法则欲其常不废而不恃其不常废」，此明言也。而谓「指其须臾之间偶未泯灭底道理，以为只此便可与尧、舜、三代并隆，而不察其所以为之田地根本无有是处」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别于魏宋二武哉？来书又谓「立心之本，当以尽者为法，不当以不尽者为准」，此亦明言也。而谓汉唐不无愧于三代之盛时，便以为欺罔者，不知千五百年之间以何为真心乎？亮辈根本工夫自有欠阙，来谕诚不诬矣，至于「畔弃绳墨，脱略规矩」，无乃通国皆称其不孝而因谓之不孝乎！此夷、齐所以蒙头塞眼，柳下惠所以降志辱身，不敢望一人之或知者，非敢以浅待人也，势当如此耳。亮不敢有望于一世之儒先，所深恨者，言以人而废，道以人而屈，使后世之君子不免哭途穷于千五百年之间，亮虽死而目不瞑矣！「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当时论者以为「贫人安得此景致」？亮今甚贫，疑此景之可致，故以为「可只作富贵者之事业」？而来谕便谓「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抱膝长啸底气象」，如此则咳嗽亦不可矣！心之所欲言者甚多，来戒之及，过是决不敢更有所言。但所谓「不传绝学，更须讨论」者，犹恐如俗谚所谓「千钱药却在笆篱边」耳。许作《抱膝吟》，须如前书得两篇可长讽咏者为佳，不必论到孔明抱膝长啸。各家园池，自有各家景致，但要得语言气味深长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