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曰：为治在转其机而已矣，其机一转，治功自成，不必言三代之制也。某谓图治而不本之三代之制，终苟道也。汉唐之治，所以民不得其所者多，祸乱多，风俗不善，享国不久者，职此之由也。如欲生民之皆安，祸乱息，风俗善，国祚久长，则三代之制不可不详考熟讲而图复之也。自汉以来，公卿大夫不知王道，无王佐之学。虽有《周官》之书，不能随缓急次第以图复之，惟定杂霸之规模，以《周官》为无用之空文。就有慕而行之，惟行其末，不治其大者急者，诚可为长太息也。

择贤久任，诚为当今大利。或者惮于改为，姑循其旧。守宰数易，曾无固志。岂不思沿边诸州军守臣果能固守，以当他日数百里之虏骑乎？不能乎？甚可畏也。而犹惮于改为，岂不误国家大事乎！缺少员多，为今论治者之巨患，而贤能之员殊不多也，吾犹惧其不足以充数。缺少员多，非所患也。

古者王畿千里，天子所自治者不过千里，馀皆侯国。后世人主德不逮禹、汤、文、武，而统理四海之内，宜其治不及古。然封建有春秋战国之祸，宜择贤久任。职方氏虽通理九州四夷，而实分国以治。

晋人之觇宋者反报于晋侯曰：「阳门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说，殆不可伐也」。孔子闻之，曰：「善哉，觇国乎！《诗》云：『凡民有丧，扶服救之』。虽微晋而已，天下其孰能当之」？后世士大夫观此，虽知其善，往往窃疑何以使天下之莫当也？呜呼，至哉！此道神灵，通天地，贯古今，而况于人心乎！即一验百，知宋之有政。政者，正也。故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确信此者可以治天下国家矣。子又曰：「敬一人而千万人说」。所敬者寡，而说者众，此之谓要道。

人性自善，人心自仁，其于父自能孝，其于君自能忠，其于天下事自能是是非非，善善恶恶，此之谓天下同然之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言乎人心之灵与圣人同也。深惜夫人皆有至善至仁与圣人同然之性，偶为利欲所昏，遂迷遂乱，遂惟利是从，而不顾夫大义也。人性自清明，自广大，自中正，自无所不善。无动焉，无作焉，直而出之，自不肯行不义，自不肯杀不辜。使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自不肯为也。此非独孔子、伊尹、伯夷及古列圣如此，举天下之人心未动利欲之意，则皆不肯如此也。三代衰，孔子殁，义利之辨寖不明，利欲之说滋炽。秦汉以来，人心益昏益乱。有君如汉高，出秦民于汤火之中，大惠也，大功也，独惜夫以利心为之，遂陶冶一世之心术，尽入于利欲。秦之祸止于毒人之身，汉之祸乃足以毒人之心。嗟乎！纵观秦皇帝曰：「大丈夫当如此矣」！此何等意念，而不自知其可愧，史氏又从而侈言之也。阳城、颍川之民何辜，而尽屠之也？三川李由为秦守，忠也，何罪而斩之也？类张耳者何罪，而又杀之也？啖秦将以利，义乎？非义也。从三老董公仁义之说，以利心从之也。其处心积虑，率利而为之。约三章，除苛禁，非一出于义也。四海之内，块土耳，何足为义，而自溃乱至此也？孝宣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此灼见高祖之心术，灼见自汉高以下之规模。高祖未尝口传面授于其后人也，而后人默而承之，如出一人，何也？利心之同，习俗之成，不以为异也。吾深念夫汉以来诸君，其性即尧、舜、禹、汤、文、武之性也，其本心之不肯为不义，亦与尧、舜、禹、汤、文、武同也。有尧、舜、禹、汤、文、武之心，而以利欲昏之，殊可惜也。孔子以喻于义为君子，喻于利为小人，吾深惜汉诸君之不得为君子也。吾非不乐于成人之美也，汉诸君之善政善令出于义者，吾所爱也；而其出于利者，吾不敢妄是之，以乱惑后世也。王通以仁义称七制之主，所以导后世入于利欲之途，致祸乱于无穷也。房玄龄、杜如晦传其学，故玄龄首劝太宗用周公之迹以文其利心，而如晦赞之决，又使太宗不自以为耻，欲史氏明书之，以比于周公。乌虖，痛哉！周公岂诈为隋帝诏太原、西河、雁门、马邑民年二十至五十悉为兵伐辽，以激民思乱之心者也？周公岂乱巢妃而生曹王者也？彼君臣之微情相与为奸利，又相与勤施宽利之政以惠百姓，以干其誉，以欺一世。故人咸以太宗为贤君，房、杜为良相。一君二臣，非无善者，而总名之曰贤曰良，则未可也。以太宗为贤君，是教后世之君为悖为逆，为奸乱，而文以饰之也。以房、杜为良相，是教后世之臣为悖为逆为奸乱，而文以饰之也。痛哉！吾惧君不得为君，臣不得为臣，父不得为父，子不得为子，兄不得为兄，弟不得为弟，夫不得为夫，妇不得为妇，天下之乱无时而已也。此亦非有甚高难行而不可及者也，使人心不起而为意，则不入于奸利。清明未尝不在躬，天下之所同也，万世之所同也。皆不肯行不义杀不辜也，虽禄之以天下皆弗顾也。谓人之本心无此善者，贼夫人者也。谓己之本心无此善者，自贼者也。孟子所以谆谆必称尧舜，灼见人皆有尧舜之心，病弗知耳，弗信耳。孟子知之，而举天下之人皆不知不信，是以劳孟子之谆谆也。吾徒不可以不熟讲也，不可以不自信也。以此事君，则可致君为尧舜之君。以此治民，则可使民为尧舜之民。至易也，至简也。或者终疑尧舜之不可及，汉唐之未可轻议，此乃悖逆奸乱之源也，此说不可长。

世论有唐盛时，房玄龄、杜如晦、魏徵贤名特著。及考本末，玄龄乃首发乱谋，如晦赞决。建成、元吉谋害太宗，元吉秘计，又将并除建成，社稷倾危，民将涂炭，此固可诛也，然惟天吏则可以诛之，秦王安得而诛之？玄龄首谋借周公以文其奸，其辞则周公也，其情则非周公也。以晋阳宫人私侍高祖，周公固如是乎？行不义，杀不辜，其谆谆号于天下则曰义师也，天下之人心则未服其为义也。自古君臣大抵同德，德不同则不合，不合则不能久。此三臣者惟其与太宗合，故深相得，杜则早卒，房、魏则久于其位。其所以合者非他也，本以利，杂以义，正犹孝宣之言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此岂惟汉之规模如此，而两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之规模皆如此也。幸而不遭变故，其迹不露；不幸而遭亟变、履危祸，则胥而入于奸利，为悖为乱，为大恶，势之所必至也。人心自灵，人心自明。其隐然不安于中者，即天下人心之所不服也。其馀众善，诚有可观，论者乐成其美，是以多称其良。不知夫义利之不明，善恶之相掩，启奸雄自便之门，开后世恶逆之路，君子惧焉。魏辅建成，犹房、杜之辅太宗也。巢妃之秽，三臣者熟视莫敢言，魏虽言之，仅使勿后。使言而不听，则何不去？至此而犹不去也。夫是以太宗不亲享太庙，而不言也；幸九成避暑，不念太安之在暑，而不谏也；与驺子倡人比肩于朝行，而不知耻也。三臣者，殆欲为乡原，而又不及焉者也。而俗儒之论每概称其贤，吾恐奸乱之祸接迹于来世未已也。

陆宣公可谓社稷之臣，不可谓天民。社稷之臣，以安社稷为悦，虽义可以已亦不已。所谓天民者，可则进，否则退。德宗昏疑猜忌，其不可告语之状昭昭为日已久矣。宣公为宰相，而进议不行已累累矣，而犹强其所不欲，犯其所甚怒，其得死幸矣。使谏官无阳城，殆哉！盖其才有馀，其学犹有不足。诱人名利之论，非正也。宣公之意则善，宣公之号则非。执序迁之失，说病久任之确，论汉唐人物有如宣公，可谓桂林一枝，昆山片玉，而犹不满人意至此，所以愈使人遐想三代之世也。

范氏《唐鉴》美太宗听谏，而曰：「虽过，庸何伤乎」？予心深所未安。夫惟士大夫不知改过之为至善也，致人主终耻于从谏。尧舜舍己从人，禹好善言，仲虺称汤曰「改过不吝」，伊尹称汤曰「从谏弗咈」。孔子曰：「五十学《易》，可以无大过」。曾子曰：「我过矣夫，夫是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孟子切戒揠苗；取芸苗；芸苗，改过而已。学道之极，终于改过，无他奇功。然则改过者，圣贤之所尚，进德之极致，而范公轻言之，默沮人主改过之心，殊为不可。道二，是与非而已矣。过则为非，改则为是，是则为贤为圣，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同道。非则为愚，为不肖，与朱、象、桀、纣、盗蹠同道。是无二是，非无两非，范公于一是之中而分为浅深，过矣。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及考范公《古文孝经说》，尤为蔽窒。

范氏《唐鉴》论明皇友爱，曰：「茍能充是心，则仁不可胜用也。至于为人父则以谗杀其子，为人夫则以嬖黜其妻，为人君则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类也。茍不能充其类，则其为善，岂不出于利心哉」！范公诚贤，明皇诚有大恶，因其不充类，而遂谓其为善皆出于利心，则不可。《春秋》不以善掩恶，不以恶掩善。以明皇友爱之心为皆出于利心，窃意万世公论未必皆以为然。方其为长枕大被，殿设五幄，与诸王更处其中之时，虽非正礼，谓之不出于诚心，可乎？人虽至不肖，良心终不磨灭。《春秋》于鲁桓书「至」，至者，至于庙，是之也。鲁桓大恶滔天，而圣人是之者，非是其弑君也，是其至于庙也。鲁桓至庙未必不出于利心，而《春秋》犹书之，而况明皇之友爱乎？明皇不足惜，而人良心之所发，使不自知其为是，不自知其即道，则道心沮遏而不伸，善心愈消，不善之心将愈长。吾为此惧，故谆谆乎为是辨。

欧阳公作《唐纪》，皆书其君曰「大圣」。夫为唐臣犹曰不敢不书，欧阳公宋臣，而书唐君曰「大圣」，是将以为后世之公言耶？是诲天下后世胥为乱逆，胥为鸟兽行也，可乎？正道不明，奸邪杂说公行于天下，学者不知其非，此有国有家者之巨害，未有发之者。明哲之主一旦觉省，痛祸乱之浸淫，坏人心，危国家，则削除邪说。若斯类者，急于救焚拯溺可矣，不知世称名卿贤大夫者胡为思不及此也？

王明清《挥麈录》谓蔡元长父子既败，其门下士杨中立、孙仲益之徒攻其奸恶不遗馀力。观此，则亦讥诮杨、孙太过矣。又记蔡元长晚年语其犹子耕道曰：「吾欲得一佳士以教诸孙，汝为我访之」。耕道云：「有新进士张觷者，游太学有声，学问正当有立作，可备其选」。元长颔之，涓辰延致入馆。数日之后，忽语蔡诸孙云：「可且学走，其他不必」。诸生请问其故，云：「君家父子奸憍以败天下，指日丧祸，惟有奔窜，或可脱免」。诸生泣以愬元长，元长愀然不乐，命置酒谢之，且询救弊之策。觷曰：「事势到此，无可言者。目下姑且收叙人才，改往修来，以备万一。然无及矣」。元长为之流涕，所以叙刘元城之官，召张才叔、杨中立之徒用之，盖由此也。简谓孔子曰：「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杨、张未能因蔡悔过之机导之十分诚实改过，自暴其罪，自求削夺，尽反前为。天岂不容人改过，人心亦将大服，社稷可以复安，蔡氏亦保无虞。

本朝召命官谓之「召」，唐谓之「追」。圣朝可谓君使人以礼，有三代之遗风，唐陋矣。

尝观唐人「本政」之说，不胜叹息。既久，曰：比世士大夫议论略相似。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殁，道本平常，人自无睹。本政之说曰：「长民者发一号，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谓不可守，遽变而从之，譬将适千里，虽矻矻，不可暨。原其始，固有启之者。闻于师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由，废抑诡怪而畅皇极，伏文貌而尚忠质。茫乎天运，窅尔神化，道之行也，其庶矣乎」！吁，斯言似正，其实失之。夫政之本固不在于发号施令，失其本而事于末，实德未孚，实德未用，而发号施令，宜其悱然非矣。孔子曰：「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古无不示之说。《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又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者，本德性而行之，无非正道，诚而无为，久而无违，默感天下同然之性，故靡然化服。是之谓神，而非术也，非为也。禹曰：「克艰，政乃乂，黎民敏德」。克艰者，不放逸之谓。又曰：「安女止」。谓性本静止不动。此政本也，此孔子曰「为政以德」也，此伊尹暨汤咸有一德也，此文王不识不知顺帝则也。《书》又曰：「惟几惟康，其弼直，惟动丕应徯志」。几者，初之心发不失本，止则康矣安矣；又得正直之臣弼以行之，则动而民咸应矣。自汉以来，罕闻正德之论，故论治者惟睹其难。德性人所自有，士大夫自明其德者寡，故无以启其君。

汉唐茍就私刑，亦明知人心之未深服，岌岌乎，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而反者亦数起。士大夫学业卤莽，大智不明，不深知三代所以治天下之本末，弃安固，取岌岌，殊可惜也。汉唐岂乐于岌岌哉？诚不知所为，竭思尽虑，所见止此。汉宣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自汉迄唐，一律也。本以霸者，本以利也。以利为本，虽杂以王道，人心岂服？人心不服，危乱之道也。诚纯于王道，则人心毕服，四海之内，仰之若父母矣，夫谁与之敌？

董仲舒之告其君曰：「愿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呜呼，诚岂可设也，设则非诚。仲舒尚不明己之心，何以启君之心？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又指齐王易牛之心，曰：「是心足以王矣」。又言必称尧舜，盖深知人性之本善，故每每言之。人心本善，当时虽战国之君，而兴起者众。或议武帝不能用仲舒，予谓武帝未可罪，仲舒有可罪。学者所治何事，日夜口诵圣人之言，心维圣人之道。今也，己之心不自知，奚以告君？汉有君如文帝，罢兵卫，不私其子，此古帝王之器质也，惜乎其无臣。贾谊诚美才，其学疏，未知道，故帝亦窥见其短。

治天下之道本诸君心，古圣王以我所自有之本心，感天下所自有之本心。《书》曰：「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礼乐刑政，皆所以维持斯事，今《周礼》一书可观也。士大夫不知道，故不识礼乐刑政之原。是故礼非礼，乐非乐，刑非刑，政非政。岂无善者？大体失之，皆非所以若恒性、绥厥猷也，失上帝所以命君司牧斯民之本职矣。

人心皆善，皆正，惟上之所以治其民者反以坏乱之，故虽有本善之性，如金混沙，如云翳月矣。必如《周礼》所以治其民者治民，而后庶几乎不失上帝所以命我司牧之职；而后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而后《兔罝》武夫皆公侯之腹心；而后「执讯连连，攸馘安安」；而后「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乌乎，《周礼》之书至矣！

古圣王之所以教其民者，每每因其日用而寓教焉。《书》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是谓三事」。生民之所日用，非利用则厚生，圣人于民利用厚生之中，而寓正德焉。车不雕，器必度，斑白者不提挈，饮食必后长者，童子不衣裘，庶人耆老不徒食。三《易》之占皆有书，因致其教。今《周易》之书具存，其所以启导人心至矣。《周官》因宾兴贤能，而致德行道艺之教；茍惟民之所不用而特致其教，则难。以至于因民之婚姻而致婚姻之礼，以寓其正德；因民之祭祀而为祭祀之礼，以寓其正德。后世之为教也，徒恃诏令戒谕之暂听暂观，其何能致化？是无惑乎后世之风俗不如古也，无浩叹乎后世之民不可化也。终年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及，非淫声则奸色，非利欲则邪伪，日夜沈浸乎非僻浮荡之中，而欲以数行之诏令拔其久固之习，难矣。

人心易感化，以其性本善故也。曩宰乐平，政事大略如常，间有施行，而人心率向于善，由是知人心果易感化。若先谓民顽不可化，则必无可化之理。

古者纳言之官出纳五言，训方氏诵四方之传道，布而训四方，以观新物。自此长而上，无非师儒教之德行。今之五家为甲，甲有长，又有小保长、大保长、保正、副，皆古制。其道择保甲之所推重者而长之，仿古相教相纠，礼敬其长，又宾兴其贤能，则唐虞三代之化，复行于今日矣。

今之五家结为一甲，则《周礼》之五家为比为邻也。今小保长、大保长、保正、副，即闾胥、族师、党正、州长之类也。县令得贤久任，行乡举里选德行道艺之法，则比闾族党之制可修矣。所谓族师，其贤可师者欤。二十五家为闾，百家为族，百家之中必有贤者可师。闾胥比长皆儒士，故曰：「儒以道得民」。此都邑之法也。《周礼》六乡之制如此。若六遂农民，则所以教之者略，其官亦降一等。诚使乡举里选德行道艺之法复行于今，则士民亦何敢为不善？此势之所必至也。县令茍徇私，则废之，终身将不复，亦何敢以私？比闾族党之制行，则德行孝弟之俗成，三代之治复见于今，国祚之长亦可数百年，汉唐之祸可息也。

今之通议大夫以上，即古之上大夫，周之卿，周有卿而无上大夫。今之太中大夫、中大夫、中散、中奉即古之中大夫。今之朝议大夫以下，古之下大夫。朝请、朝散、朝奉，即古之上士，今谓之员郎。今之升朝承议、奉议、通直郎，即古之中士。今之京官宣教郎以下，即古之下士。今之选人承直以下，即古之不命之士。古简而今繁尔，非古制泯绝也。大治之后，徐釐正之。

古者论道经邦，三公之职也。汉则转而为大夫、为议郎矣。汉大夫多至数十人，议郎员益多。夫以三代盛时，犹难其人，曰「官不必备，惟其人」，盖论道者非聪明睿智，深达乎道者不能。自秦灭先王之学，士失教养，故人才欲求其有如三代者绝无而仅有，而况于有如三代之三公能论道经邦者乎？诸大夫、诸议郎所论，大抵浅陋，是无惑乎自汉而下不复有三代之治也。汉虽有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为三公，名则半存，实则俱亡。

《挥麈录》载徐敦立语明清云：「凡史官记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时政记，则宰执朝夕议政，君臣之间奏对之语也。二曰起居注，则左右史记言动也。三曰日历，则因时政记、起居注润色而为之者也。旧属史馆，元丰官制属秘书省国史案，著作郎主之。四曰臣寮墓碑行状，则其家所上也。四者惟《时政记》执政之所日录，于一时政事最为详备。左右史虽二员，然轮日侍立，榻前之语既远不可闻，所赖者臣寮所申，而又多务省事，凡经上殿，止称别无所得圣语，则可得而纪录者百司关报而已。日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新唐书》载事倍于旧事，皆取小说。本朝小说尤少，士大夫纵有私家所记，多不轻出之。某窃谓左右史不可轮日，所立之位不可去榻前远。二史因仍故事，失于釐正。

先生尝言：「治道只在择贤久任」。又曰：「宰相贵知人，知人甚难。安得人人皆知？但一路择得一贤明监司，使监司择一路郡守，使守择诸邑令，则得人久任，而无不治矣。久任则诸县皆得上达，郡守亦止治附郭，县治国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