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人之美者，必增重乎其人。颂人之美而不足以增重乎其人，则其非为无疑矣。立言之非者，必贻讥于后世。立言之非而不足以贻讥于后世，则其非又有大焉者矣。孝文，汉之贤君也。晁错大廷之对，枚数其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之事，而凡之曰「大功数十」，其美亦已至矣，其言亦已夸矣。而后世称文帝之贤者，初不以斯言而增重。盖文帝以直言极谏求人，而错亦以直言极谏充诏，不闻条疏阙失，辅帝不逮，而猥用称述功烈，其辞谆复，骎骎乎佞誉诬谀之风，劳于附会粉饰，而无中情当理之实，其非无足疑矣。然自昔公明通方之士，于错之对，未尝深致意于斯言，非以为然而或取之也，盖以其言之非有大过于是者，而不必以斯言轻重之也。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此一言之失者也。若错之对，无非迁就牵合之说。如五帝、三王、五伯之说，一篇之襟领，而悖理尤甚。要其归，独欲以自亲事一说劝帝，而又大乖乎帝王之道，此孝文大功数十之说宜昔人之无讥焉耳。虽然，言，心声也，错以大廷对策，岂徒为是缪戾不根之说以塞诏而已耶？盖其刑名惨刻之学，深欲其君废放股肱之臣，身履丛脞之任，智惫力竭，欲已不可，欲进不能，则势必委之于我，而我之辩智得伸焉。其机如此，则亦不得不盛称其功烈能事，以耸动其欲为之心，激发其敢为之气，使之乐吾之说而不自知焉。然则大功数十之说，岂可谓之不足轻重而置之乎？孟子曰：「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错之斯言，其逢君之恶者矣。为错解者曰：「将顺其美，亦事君之道，而何过之深乎」？呜呼！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彼其终身之所学，平日之所存，发之于言者，虽欲掩匿蔽覆，由君子观之，如见其肺肝。况其处心积虑，旁求曲取，以附致其邪说，而有所不知，则不可谓之知言者矣。说《春秋》者，以为言之重，辞之复，其中必有大美恶焉。圣人之情，犹可以辞见。盖圣愚邪正虽异，而情见乎辞则同。目动言肆，惧我之情见矣；币重言甘，诱我之情见矣。错述文帝之功，其目数十，如躬亲本事，废去淫末，农民不租，亲耕节用，示民不奢，此五者特一事也。如绝秦之迹，除苛解娆，宽大爱人，肉刑不用，罪人不拿，诽谤不治，除去阴刑，此七者亦一事也。其馀事同而条异者，亦又有之。号之以大功，凡之以数十，则其意亦可见矣。盖将以夸许耸动文帝之心，而作其自任之意，投之胶扰之地，阴拱以窥其困而乘其隙，以申辩智焉。肇端于文帝之日，而遂申于景帝之朝，卒然欢于七国之变，而山东几非汉有。袁盎从容一说，而要领竟分于东市，世莫不有谗忌之惜，而愚独喜其少足以正逢君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