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故君子欲行之浮于言，不欲言之浮于行。傅说告高宗以逊志；诗人称文王「小心翼翼」；《记》美后稷禄及子孙，归之于其辞恭，其欲俭，大言侈志，固君子之所不取。夫子讲道洙、泗之间，而游于其间者，五尺童子羞称五伯，岂其五尺童子与管仲、舅犯辈度长絜大，举能无所愧耶？蜀诸葛孔明距今且千载，更阅贤智多矣，莫敢少訾，而当时不过自比管、乐，孔门之童子，岂皆度越孔明者乎？不然，何其言之大而志之侈也？礼不苟訾，学不躐等，夫子之教，必不其然。苟以称五伯之说为非是，则孟子亦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或问曾西与管仲孰贤，则曰：「尔何曾比予于是」？然则羞称之说信矣。孟子言必称尧、舜，且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杨、墨亦当世所推，使当时后生小子不自揆度，靡然而非之，岂逊志、小心、辞恭、欲俭、不苟訾、不躐等之道乎？诸君以孔、孟为师者也，愿有所析其疑。

对：东明之升，群阴毕伏，《咸池》既作，洼郑不可复陈矣。康衢之谣，击壤之歌，后世高文大册，不能无忝。中林之夫，汉上之女，后世硕儒宗工，不能无愧。岂其智有所不足，而力有所不逮哉？道之不明不行，而所以用其智力者病矣。谈中华之壮丽，则夷裔之君长不如王朝之下士；论沧海之汪洋，则雍、梁之秀民不如渤澥之庸夫，理固然也。道之行与不行，明与不明，相去远矣。傅说之逊志，将以「时敏厥修」；文王之小心，所以「昭事上帝」；「其辞恭，其欲俭」，后稷之德于是乎在矣。必不苟訾而后可与言此，必不躐等而后可以进此。羞称五伯，能言距杨、墨，然后可以免于苟訾躐等之过，而进乎逊志小心、辞恭欲俭之地矣。